我們常常所說的某某人口才好，某某人善于溝通，更多的是指一個人的溝通具有高出常人的說服力，這樣的人能夠快速的抓住所面臨問題的關鍵并恰當精準地表達出來。而與之相反的方面就是，雖然有一些人一直滔滔不絕的在說話，但總是言之無物而被人視為強詞奪理，在旁觀者看來只能是用胡說八道而偏離能言善辯的詞匯去形容。我們并非時刻都能保持著理性的思考，很多時候都對此深感束手無策，經常在事情過后也去思考，當真正的對話“高手”遇到這些問題時會如何處理的呢？在過往的歷史中存在著很多能說會道的名人，當他們辯論失利時仍固執的死守著自己的堡壘，因而慘敗的情形也不乏其例。

1976年10月6日，美國福特總統與卡特所共同參加了為總統選舉而舉辦的第一次辯論，在這次辯論會上，福特就對當時《紐約日報》記者馬克斯?佛朗肯關于波蘭問題所提出的質問，作了一個“波蘭并未受前蘇聯控制”的回答，并且說到“前蘇聯強權控制東歐的事實并不存在。”此發言有著很明顯的失誤，所以當即就遭到了記者們的反駁。在反駁之初馬克斯?佛朗的所用的語氣依舊是比較委婉，其意在給福特總統以修正的機會。他說：“提及此事我深感抱歉，但是您的意思難道是在對前蘇聯沒把東歐化為其附庸國表示肯定嗎？換言之，前蘇聯沒有憑借自己的軍事力量去壓制住東歐各國！”

假如說當時的福特非常明智的話，承認自己的失言并偃旗息鼓是最好的選擇，然而或許當時他覺得自己身為一國總統，如果面對著全國的電視觀眾去認輸，這絕非善策，于是他繼續的堅持著，繼而一錯再錯，其結果便是為那次即將到手的選舉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就在刊登這次辯論會媒體包括所有專欄和社論也都紛紛對福特的嚴重失策作出了一系列的相關報道，他們好奇福特本人是真正的傻瓜呢、還是只是像一頭驢子一樣頑固不化呢？

這是卡特當然也乘機把這個問題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鬧得天翻地覆。

若是一位明智的辯論家在被對方擊中要害的時候大都會以輕輕鼓掌或點頭微笑等得體的方式去緩和問題引發的尷尬氣氛，如此一來，觀眾和聽眾就開始不明白你葫蘆里到底賣的什么藥。有一部分認為這是他們服從真理的良好風范；更會有一些人會認為這就是他們不屑辯解的一種豁達的胸懷。而歸根到底他們是否認輸或許只能用一個未知的謎底來描述，也就是所謂的不太明朗。如此一來辯論家即便要說也可以說得更為巧妙，他們完全可以向對方笑道：“你講得實在是棒極了!”而若是一根筋走下去，依舊繼續強詞奪理只會使得情況變得越來越糟糕。

眾所周知在2011年度達芬奇公司所發出了一封名為《致媒體朋友的溝通信》的公開信，在信中該堅稱他們公司所出售的家具均為意大利的原裝進口貨，他們公司是堅決不會接受無問題退貨的要求的，強調當時媒體的報道預設前提都是“造假”，如此一來不免使消費者產生了更多的迷惑和不必要的擔憂，使他們難以接受。

該公司對公眾的質疑作出的回應僅僅就只是一場新聞發布會，還有一封長達62頁的公開信，這是自媒體曝出達芬奇家具涉嫌造假之后的態度所在。就其總體內容看來，其主旨無非都是辯白與“喊冤”，這和不少其他的涉嫌造假者的辯白簡直是如出一轍，沒什么兩樣，其中都透著一股子硬氣。

“我們無意去推脫責任，但是也提請媒體朋友多多注意的是，我們存在的問題是整個行業中共性的問題還是僅僅我們企業的個性問題?而我們公司在整個行業里做得是相對較好的還是相對差的?”這就是那張冗長的“溝通信”中所寫到的一段說辭。一段詞鋒犀利且又語調高揚的話，毋寧說是責難。達芬奇公司只知道把自己所出現的問題說成了一種行業內的通病，如此一般他還以行業領先者自居，也以此來指責媒體的不公與偏見。

犯錯者的多寡根本不可以成為“喊冤”的理由，這就像是行騙被抓之后，非但不低頭認錯，反而去責怪執法者，這分明就是“別人都在行騙，為什么就偏偏只來抓我?”的野蠻說辭。群眾只要稍加些分析，就很容易看出，達芬奇公司的說辭分明就是強詞奪理。就算這樣的問題是行業內普遍所共有的，達芬奇公司也的確是行業的佼佼者，難道“佼佼者”在犯了錯誤之后就應該得到寬宥?達芬奇公司信中的那句“無意推脫責任”的說辭恰恰是為它自己開脫。

達芬奇公司不講邏輯的辯說，很明顯就是在鉆權威處置空缺的空子，挺直了腰桿向著公眾去喊話。然而公眾不是傻子，不會被蒙蔽，所以問題的制造者最好能夠認真的傾聽消費者的心聲，多一些“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誠意，少一些蠻橫、毫不講道理的硬氣，這樣才會更能有助于解決問題。

所謂以理服人就是把握好邏輯，講求道理，依據事實。溝通是需要用“心”交流的，時刻與對方坦誠相待，把自己放在一個與對方平等的高度上，給對方安全的感覺，自古更有事實勝于雄辯之說，切忌罔顧事實，強詞奪理！唯有如此你才會從一個絕對的對話“低手”轉變成一個十足的對話“高手”了，贏得在溝通上的主動權。

一個強詞奪理的人，最顯著的一個特征就是沒理也找理，不斷的為他自己的錯誤行徑作出無錯的辯護。但是虛張聲勢、強詞奪理，只會加劇他人心中的怒火；人與人之間的強詞奪理，只會使得和睦消解、滋生戾氣，更有甚者，引發暴力。若是強詞奪理產生在權力機關，則會使得社會普通群眾效仿，成為一種的負面標桿，如此一來，整個社會將因此而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