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貿區范圍擴容棋子落定。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對推廣上海自貿試驗區試點經驗等工作作出部署。會議同時提出，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自由貿易園區。
我國正處于經濟增長轉型的變局之中，對配套服務環境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回想改革開放之初，以“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為主要特征的對外經濟發展模式曾有效地激發了市場活力，各省市區為此設立了與之相配套的保稅區、出口加工區、跨境工業園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然而時過境遷，經歷了金融危機洗禮的海外市場陷入疲弱困頓，我國刺激經濟增長的重任也由出口向內需轉移。而且，伴隨著國內產業升級步伐的加快，眾多企業已不滿足于在加工制造環節低水平競爭，轉而尋求向研發設計、售后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拓展，內貿規模呈現擴容之勢。恰因此，以保稅區為代表的原有海關特管區在職能上已難以全面覆蓋區內企業現實需求，建立“既能出口，又能內銷”的自貿區就成為一種新的制度嘗試。
作為全國先行先試的排頭兵，上海自貿區成立一年多以來，在吸引外商投資、刺激對外投資等方面均取得了矚目的成績，若能將其實踐經驗與有條件地方的區域優勢有機結合，那么將會形成以點帶面的經濟提振效應，自貿區將在多地落子的政策績效值得期待。而就劃定的三個自貿區范圍看，皆具有較為鮮明的地域特征。
諸如，廣東毗鄰香港，未來主要針對港珠澳企業而設立的自貿園區在高端金融服務業方面將大有可為。尤其是深圳前海已在金融改革創新方面有所突破，前海本地注冊的企業可以通過申請跨境貸款獲得來自香港的低利率貸款，是為人民幣(6.1970, 0.0075, 0.12%)國際化以及利率市場化的一次試水之舉。而福建與天津的地理位置皆有利于展開對外航運貿易，設立自貿區均具備良好的現實基礎與發展空間：前者的經濟亮點在于深度挖掘兩岸貿易關系；后者則可以在承接京津冀戰略的基礎上發展離岸金融和融資租賃。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相比傳統保稅區的主要功能是面向貨物貿易推出稅收減免、土地使用、進出口關稅等方面的系列優惠政策，自貿區的定位則更加高屋建瓴，其所強調的要素貿易開放會對人才、服務、資金流動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這其中，成熟自貿區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區內企業能夠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未來各地自貿區的競爭也將主要集中于金融領域。客觀而言，目前上海自貿區離構建人民幣國際化“蓄水池”的預期尚存一定差距。雖然上海自貿區已推出允許區內居民和非居民開設本外幣自由貿易賬戶、實現分賬核算管理等一系列舉措，但這些改革能為區內企業和金融機構帶來哪些具體發展機會仍需進一步明確。其實，金融制度創新并非易事，也不可能單兵突進。以深圳前海地區首嘗的跨境貸款改革為例，出于金融風險監管考慮，即便當地企業獲得了跨境貸款也無法經由前海輻射至其他區域，由此極大地束縛了地方金融業開放的尺度，而相關制度框架的突破還需要企業征信系統完善、對套匯與套利等投機行為監管加強等配套舉措的全面跟進。恰因此，我國自貿區經濟功能的全面彰顯，還需要有關部門在提升服務意識、拓展創新思路等方面付出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