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威爾第教我確立目標和愿景

那時我一周去看一次歌劇。漢堡歌劇院當時是（現在也是）世界上最頂尖的歌劇院之一。我那時很窮，因為學徒是沒有薪水的，但好在大學生可以免費看歌劇。我們只要在演出開始前的一個小時趕到那里。在演出開始前的10分鐘，那些便宜的座位如果還沒有賣完，就會免費提供給大學生。

有一天晚上，我去聽偉大的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的收筆之作——他在1893年創作的《福斯塔夫》。該劇如今已成威爾第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但那時很少上演，因為歌手和觀眾都認為它的難度太大。我完全被它征服了。我在孩提時期受過良好的音樂教育，那個時代的維也納是一個音樂之都。我聽過的歌劇很多，但是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作品。那天晚上它給我留下的印象讓我永生難忘。

我后來做了一些研究，非常驚訝地發現，這部洋溢著歡樂、對生命的熱情和無限活力的歌劇，居然出自一位80高齡的老人之手！在當時年僅18歲的我看來，80歲是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年紀，我甚至懷疑我是不是認識年紀那么大的人，那時人們的普遍壽命也就是50歲上下。

后來，我讀到威爾第自己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談及，人們問他身為一個著名人物，并被譽為19世紀最頂尖的歌劇作曲家之一，為什么在如此高齡還要不辭勞苦再寫一部歌劇，而且是一部難度極大的歌劇。

“我作為一名音樂家，畢生都在追求完美，可完美總是躲著我。我覺得自己完全有義務再試一次。”他寫道。

這段話讓我沒齒不忘——它們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威爾第在我那個年紀，也就是18歲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名訓練有素的作曲者。我在那個年紀卻根本不知道自己將來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只知道靠出口棉紡織品是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

18歲的我，幼稚得不能再幼稚，天真得不能再天真，直到15年之后，到了33歲左右，我才真正知道自己擅長的是什么事情，知道自己屬于哪個地方。但是，我當時下定決心，無論我的畢生事業是什么，威爾第的話都將成為指引我前行的明星。我當時就下定決心，如果我能長壽，我將永不放棄。同時，我還會追求完美，盡管我非常清楚，完美總會躲著我。

02 菲迪亞斯的教誨，“神看得見它們”

差不多同一時間，也是在漢堡做學徒的期間，我還看到了另外一個故事，它讓我進一步明了“完美”的含義。

那是一個關于古希臘最偉大的雕塑家菲迪亞斯的故事。公元前440年，他受命創作一組神像——歷經2400年的風雨，如今它們依然矗立在雅典城帕臺農神廟的屋頂上，它們被譽為西方最杰出的雕塑作品之一。創作完成之后，它們受到了廣泛的贊譽，可雅典城的司庫在接到菲迪亞斯的賬單之后，卻拒絕按單付款。

他說：“這些神像立在神廟屋頂上，而神廟蓋在雅典最高的山上。大家只能看到神像的前面，可你是按四周都雕刻收費的。也就是說，神像的背面誰也看不見，可是你卻收了錢。”

“你錯了，”菲迪亞斯駁斥說，“眾神看得見它們。”

我還記得，我是在看完《福斯塔夫》不久后讀到這個故事的。它深深打動了我，并從此信守這條原則。我做過許多希望神沒有注意到的事情，但我始終認為哪怕只有“神”注意得到，我們也必須追求完美。

無論何時有人問我認為自己寫的哪一本書最好，我都會笑著回答：“下一本。”我那不是開玩笑，而是認真的，一如威爾第說自己在80歲高齡仍堅持創作，追求自己終生求索而始終未得的完美。

盡管我現在比創作《福斯塔夫》時的威爾第年長，但我仍然在思考，并正在寫兩本新書，而且希望它們比我過去寫的任何一本都更好，更重要，更接近完美。

03 當記者時下的決心，持續學習

幾年后，我搬到了德國的法蘭克福。最先，我在一家經紀公司做學徒。后來，紐約股市于1929年10月崩盤，我所在的經紀公司也隨之破產，在我20歲生日那天，我被法蘭克福最大的報社錄用，成為一名財經和外交事務記者。我在當地大學的法學院注了冊，因為大學生轉學在那時的歐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那時仍然對法律不感興趣，但是我始終記得威爾第和菲迪亞斯給我的教誨。記者要涉及的話題很多，因此我認為自己必須了解許多領域，那樣才能做一名合格的記者。

供職的那家報社下午出版。我們早上6點開始工作，下午2：15出版，于是我迫使自己在下午和晚上學習，學習的內容包括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社會和法律機構的歷史、普通史、金融，等等。就這樣，我慢慢構建起自己的知識體系。

我現在仍然堅持這個習慣，每隔三四年我就會選擇一個新的領域，例如統計學、中世紀史、日本藝術、經濟學，等等。三年的學習當然不足以讓我掌握一個領域，但足以讓我對它有所了解。因此，在60多年的時間里，我不斷地學習，每次學習一個領域。

這不僅讓我掌握了豐富的知識，而且迫使我去了解新的學科、新的途徑和新的方法——我研究的每一個領域，它們的假設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同。

04 主編的教誨，回顧

使我的思維保持活躍、知識不斷增長的另一個習慣，是該報主編、歐洲一位著名報人給我的教誨。

那家報社的編輯都很年輕，我在22歲那年成為三名助理總編輯之一。我得到提拔，并不是因為我特別出色。事實上，我從來都不是一流的日報記者。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本該出任這些職位的人，也就是35歲左右的人，在歐洲很難找到，因為他們大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死了。于是，即便是一些位高權重的職務，也只好由我這樣的年輕人來擔任。

20世紀50年代中期和晚期，我在太平洋戰爭結束10年后去日本，在那里發現的情況也是大同小異。50歲左右的報紙主編不辭勞苦地培訓和磨礪他的年輕下屬。他每周都要跟我們每一個人談話，討論我們的工作。每年在新年到來之初以及在暑假于6月開始之時，我們會把星期六下午和整個星期天的時間用來討論此前6個月的工作。

主編總是從我們做得好的事情開始，然后討論我們努力想要做好但又沒有做好的事情，接下來再討論我們努力不夠的事情，最后嚴厲地批評我們做得很糟糕或者本該做卻又沒有做的事情。

在討論會的最后兩個小時內，我們會制定接下來6個月的工作：我們應該全力以赴的事情是什么？我們應該提高的事情是什么？我們每一個人需要學習的東西是什么？主編要求我們在一周之后遞交自己在接下來6個月內的工作和學習計劃。

我非常喜歡這些討論會，但是一離開那家報紙便把它們忘得一干二凈。

將近10年后，我已身在美國，我又想起了這些討論會。那是在20世紀40年代初，我已成為一名資深教授，開始了自己的咨詢生涯，并且開始出版一些重要的著作。這時，我想起了法蘭克福那位日報主編教給我的東西。

自此之后，我每個暑假都會留出兩個星期的時間，用來回顧前一年所做的工作，包括我做得還不錯，但本來可以或者應該做得更好的事情開始，我做得不好的事情，以及我應該做卻沒有做的事情。另外，我還會利用這段時間確定自己在咨詢、寫作和教學方面的優先事務。

我從來沒有嚴格完成自己每年8月制定的計劃，但是這種做法迫使我遵守威爾第“追求完美”的訓諭，盡管直到現在完美仍然“總是躲著我”。

05 高級合伙人的教誨，履新之后必須做的事情

幾年之后，我再次經歷了一件富有教益的事情。

1933年，我從德國的法蘭克福移居到英國倫敦，先是在一家大保險公司做證券分析員，一年之后去了一家快速發展的私人銀行，擔任該行的經濟學家，同時兼任三名高級合伙人的執行秘書。這三名高級合伙人，一名是70多歲的公司創始人，另外兩名都是三十五六歲。

起初，我只是跟后面這兩名合伙人接觸，大約3個月后，公司創始人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劈頭蓋臉地說道：“你剛來這里的時候，我覺得你沒什么了不起，現在也還是覺得你沒什么了不起，只不過你比我想象的還要愚蠢，簡直是愚蠢到了極點。”由于那兩位年輕的合伙人每天都把我夸上了天，因此我愣在那里什么話也說不出來。

接著他說：“我知道，你在保險公司做證券分析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們想要你做的是證券分析，就會讓你待在原來那個地方。你現在成了合伙人的執行秘書，可是做的還是證券分析。你想想看，你應該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在這個新崗位上取得成效呢？”

我當時非常生氣，但還是意識到他說得對。于是，我徹底改變了自己的行為和工作內容。打那以后，我每換一個新崗位，都會思考下面這個問題：“在這個新崗位上，我必須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取得成效呢？”每次要做的事情都是不同的。

我做咨詢顧問60年，給許多國家的許多組織提供過服務。我在所有組織中見過的人力資源方面的最大浪費，便是提拔不成功。許多能干的人被提拔到新的崗位上，但真正成功的人不多，有不少人更是徹底的失敗，更多的人既談不上成功也談不上失敗，成了平庸之輩。

一個在10年甚至15年間都很稱職的人，為什么突然之間變得不勝任工作呢？我所見過的事例，幾乎都犯了我70年前在倫敦那家銀行里所犯的錯誤——他們走上了新的崗位，做的卻仍然是在老崗位上讓他們得到提拔的那些事情。因此，他們并不是真正不能勝任工作，而是因為做的事情是錯的。

06 耶穌會和卡爾文教派的教誨，記下來

又過了一些年月，1945年前后，我選擇歐洲現代史的早期，特別是15世紀、16世紀作為自己為期三年的學習領域（我已于1937年從英國移居到美國）。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有兩個組織在歐洲成了兩股具有支配性的力量，它們分別是在南部天主教地區的耶穌會和在北部新教地區的卡爾文教派。這兩個組織的成功都是出于同一個原因，都是創建于1536年（獨立創建），都是在一開始就采取了同一種學習方法。

按照規定，每當耶穌會神父或者卡爾文教派牧師做一件比較重大的事情，例如做出一個重要決策，都應該把自己預期的結果記下來，在9個月之后再用實際結果進行對照。這樣，他們很快就能發現自己什么事情做得好，自己的長處是什么；有哪些東西是必須學習的，有哪些習慣是必須改變的；哪些事情是自己沒有天賦的，因此做不好。

我自己也使用這種方法，至今已經堅持50年。它能幫助一個人發現自己的長處——這是人們了解自我的最重要的一點。它還能揭示在哪些方面需要改進以及需要的是什么類型的改進。最后，它還能揭示一個人沒有能力去做，因此根本不應該去嘗試做的事情是什么。了解自己的長處以及如何強化這些長處，并且了解自己不能做的是什么事情——它們便是持續學習的關鍵所在。

07 熊彼特的教誨，想要留下怎樣的名聲

這是我要講的關于個人發展的最后一段經歷。

1949年圣誕節，我開始在紐約大學教授管理課程之后不久，我父親從加利福尼亞前來看望我們，那一年他73歲，退休已有一些年月。新年剛過，也就是1950年的1月3日，父親和我一起去探望他的老朋友約瑟夫·熊彼特。熊彼特那時已經成為一名享譽世界的經濟學家，雖然已經66歲，但仍在哈佛大學傳道授業，并且擔任美國經濟學會的主席，活躍在學術圈內。

1902年，我年輕的父親在奧地利財政部擔任公務員，但也在大學兼職，教一些經濟學課程，于是認識了熊彼特。熊彼特當年還只有19歲，是班里最聰明的學生。他和我父親性格完全不同。他態度浮華、狂妄自大、粗暴無禮、愛慕虛榮，而我父親性情溫和、彬彬有禮、謙卑有加。可是，他倆卻一見如故，友誼歷久彌堅。到1949年，熊彼特已與當初判若兩人。年近七旬，執教于哈佛大學的他，名聲已至頂峰。

兩位老人在一起盡情回憶往事，度過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他倆都在奧地利長大，都在奧地利工作過一段時間，后來又都到了美國——熊彼特是在1932年來的，我父親遲他4年。

突然，我父親笑出聲來，問熊彼特：“約瑟夫，你現在還在想要留下怎樣的名聲這個問題嗎？”熊彼特爆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我也跟著笑了。

熊彼特在自己兩本重要的著作出版之后，曾經說過一段廣為人知的話。

他說，自己最想留下的名聲是“歐洲最偉大的情圣和歐洲最偉大的騎師——也許還有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那時他還只有30歲左右。

他回答我父親說：“是啊，這個問題現在對我也還是很重要，不過答案不一樣了。我現在想留下的名聲是一位培養出六七名一流經濟學家的教師。”

他肯定是看到我父親那吃驚的表情，因為他接著說道：“你知道，阿道夫，我已經到了一個知道光是靠書和理論留名遠遠不夠的年紀。一個人如果不能改變人們的生活，那他就什么也沒能改變。”

我父親去探望熊彼特的一個原因，是知道他已經病入膏肓，來日無多。五天后，他撒手人寰。

他們這段對話我永生難忘。我從中學到三件事情。

第一，我們必須問一問自己，到底想留下一個怎樣的名聲。

第二，答案會隨年歲增長而改變，它會隨自己的成熟以及外部世界的變化而改變。

第三，只有改變了別人生活的東西才是值得紀念的。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講述自己的這些故事，原因只有一個——我所了解的長年保持成效的每一個人，無論是管理者還是學者，也無論是高級軍官還是一流的醫生，也不管是教師還是藝術家，都曾獲得一些與我非常相似的教益。我無論是跟誰合作，我遲早都會設法找出對方把自己的成功歸結于什么因素。

來源：德魯克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