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學一如既往的熱鬧，以至向來持反對意見的姜博士也參與進來的時候，我們不由得要做一下認真的思考，對待國學的態度。或者，假若真要從中找到對企業管理的一點借鑒，在那汗牛充棟的經史子集中，是否存在著這樣一個入口。

《大秦帝國》給了我們一個答案。無論是電視劇還是小說，都以最真實的史實為依據，向我們展示了法制的建立與一個帝國的興衰。

一直以來，談及國學，好像就是孔孟，就是老莊，而對當今富民強國真正有借鑒意義的那個第一帝國的所作所為，卻被有意無意的淡忘了。

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在華夏長河中放射出最燦爛輝煌的異彩。那是一個大師輩出的年代，那是一個思想自由，熱烈奔放的年代，也是一個所謂禮崩樂壞的年代。

無可置疑，輝耀千古的諸子百家思想已經融入了華夏民族的血液，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都或多或少的在其指導下生活和發展。

然而，作為足可經國治世的學問，卻非法家思想莫屬。

理由很簡單，因為商鞅攜法家之利器，鼓變法之風云，將一個“天下卑秦”、“士不入秦”的弱小國家，歷160余年六七代君主變為戰國七雄中最強大的國家，并一鼓作氣統一華夏，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所謂知行合一，說行合一。

“ 法貴正義，法貴公平。有功于前，不為損刑，有善于前，不為虧法。唯此，法治可立！……，哪怕是特赦一人，于法，也是千里大堤潰于蟻穴。”哪怕是越過千年的歲月，商鞅這篇法制精神的宣言猶自振聾發聵。

由此，“渭水大刑，斬首七百余，震動天下”。

執法之前，秦孝公與商鞅有一段對話，同樣震爍古今。

　　  孝公：不能變了？

　　  鞅：法立如山！

　　  孝公：不能緩？

　　  鞅：法貴時效!

　　  孝公：不能減?

　　  鞅：減刑潰法!

　　  孝公：不能特赦?

　　  鞅：法外無恩!

于是，渭水岸邊，血流成河，然而，卻因此使老秦人每年免于因私斗而死者幾于萬人。商鞅并非無情人物。當他因此巨大的壓力而暈倒在孝公面前的時候，我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大仁不仁”。

不同于孔子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秦國新法“國無二律，刑無二治，公族犯法，與庶民同罪”。

因太子殺人受牽連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傅贏虔，是秦孝公的哥哥，秦國的上將軍；因兵敗引咎，自殺而亡的宣太后，是秦昭襄王的生母，他們無不以自己的榮辱甚至生命為代價，捍衛了秦法的赫赫威嚴。

正是法制的公平和嚴明，昔日的弱秦才一步步強大起來，“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這是何等的英雄氣概？

而反觀現在被奉為硅皋的儒家之道，不僅孔子自己“厄于陳蔡，逐乎宋衛，惶惶然若喪家之犬”，終其一生，不僅沒能在一個國家施展抱負，甚至不能挽救自己的生身之地——魯國衰亡的命運，一個把自己都賣不出去的圣人，倘在今天的人才市場上，儼然便是一個失業青年了。

儒家真正對后世有絕對影響的董仲舒，則以“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宣稱：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統治天下的，因此成為“天子”。按照這個說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絕對的統治權威，則更是大張旗鼓的倡導人治了。不論當時影響如何，對于后世民主文明的風氣，卻是樹立了一道高高的屏障。

及至后來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是徹底偃熄了來自遠古的文明之光。

“董仲舒是有漢一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家，……我們民族性格中的封閉自我，因循守舊等等劣根性，都與之直接相關。”馮天瑜等著《中華文化史》如此點評，著實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