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軌道中的中國經濟

盡管2013年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中國仍會處在“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糾結與平衡之中，但GDP的增長保持在7%～8%是有希望的。

　　筆者在2011年年中和年底曾判斷：“從趨勢看，未來中國經濟必然處于一個從過去兩位數高增長的平臺，逐步邁向相對趨緩增長的平臺。這一趨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力量決定的，并不完全是經濟周期的問題，也不是宏觀政策力量所能簡單支配、調控的。此時如果采取相反‘過度的’政策調控，只能使經濟震蕩加劇。所不同的，只是表現時間的早晚問題。”“這一點，從中央政府到各級地方政府，到市場，都應該清醒看到。”

　　注 見夏斌著：《危機中的中國思考》下卷第221頁、第282頁。

　　經濟正趨于“正常”

　　一年多過去了，經濟增速確實出現了逐步下滑的態勢。2012年，GDP增長一季度8.1%，二季度7.6%，三季度7.4%。如何看待這些數據？市場輿論都認為是“筑底企穩”。但進一步分析，卻有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經濟已見底反彈，很快會結束在底部的運行，并因此盼望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季度GDP數據逐季下滑并趨穩，說明經濟進入了正常的發展軌道。

　　對此，筆者更傾向于后者。筆者認為，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正常的發展軌道，國民經濟開始進入了結構調整的階段。所謂“正常”，是相對于過去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發展狀況，開始出現了健康發展的苗頭。

　　一是雖然GDP相對于過去那種兩位數不可持續的高增速，出現了明顯下滑，但海外所擔心的“中國崩潰”并沒有出現。社會未出現大量的失業，整個銀行體系也未出現系統性風險，社會是基本穩定的，經濟實現了“軟著陸”。

　　二是多年期盼的以消費為主導的結構調整出現了好兆頭。2012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達55%，超過投資50%的貢獻率。當然，我們仍然必須警惕，在中國經濟成長期間，居民消費仍然很低，政府的消費比重較大。如何進一步提高居民的消費率，這是中國結構調整中需長期努力解決的任務。

　　三是地區結構、產業結構方面也有所改善。中西部地區的增長明顯快于沿海地區的增長。第三產業增長速度也在加快。

　　四是在經濟總能耗下降的同時，2012年三季度的單位GDP能耗下降了3.4%。

　　五是在貨幣總量相對偏緊的同時，全國信貸結構得到了改善。其中按新統計口徑計算的小微企業貸款增長速度明顯加快，2012年三季度同比增長20.7%，比大、中型企業分別高出9.9和4個百分點。

　　六是國際收支結構正趨于基本平衡。

　　未來發展的有利條件

　　從純經濟理論邏輯分析，中國未來的發展潛力仍然很大，中國在本世紀20年代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仍有希望。理由正如筆者在本人《中國金融戰略2020》一書中反復強調的，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存在諸多有力條件。

　　第一，有高儲蓄率的資金基礎。縱觀歷史，一國的經濟起飛，往往都與高儲蓄率相聯系。相關數據研究表明，盡管中國人口正趨老齡化，但在未來的10年乃至20年，在大國經濟體中，中國仍能保持相對較高的儲蓄率。這意味著，中國未來發展仍有充裕的資金實力，以支撐經濟的增長。

　　第二，我國仍處在城鎮化、工業化的過程之中。在這一過程中，目前欠缺的服務行業及相關產業，既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足表現，同時也意味著其未來的較快發展具有很大的空間。

　　第三，全球化趨勢不會中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憑借“人口紅利”因素，通過逐步參與全球化，得到了充分的收益。雖然危機后世界上對全球化有各種反對的噪聲，但這畢竟是支流。迄今看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政治、經濟格局并未發生顛覆性變化，全球化仍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趨勢不會逆轉。因此只要這一趨勢不變，發展中的中國仍能繼續享受其中的收益。

　　第四，改革的紅利。有效的制度改革與安排，能對經濟主體提供可靠的利益保護，協調利益沖突，維護公正的市場秩序，并能給經濟發展以正激勵。這是中國經濟得以長期增長的基礎。過去的三十多年，正是漸進的制度改革，使我國能較好地適應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積累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一定的制度基礎。但是從目前看，這一系列制度仍帶有過渡的、轉軌的特征。只要進一步改進現有的制度與機制，經濟效率還能得到明顯提高，還能支持經濟快速的增長。

　　另外，相對于世界上其它正處于危機中的國家，特別是博弈中的大國而言，中國政府手上掌握了幾十萬億元的優質國企資源，存有3.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是我們進一步解決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并深化中國改革的條件與優勢，也是中國經濟能得以長期發展的雄厚的物質基礎。由此，從長期看，中國經濟應該存在持續高增長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