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49%。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問題比較突出，債務率高達156%。我國居民部門的債務率在40%左右，金融部門債務率約為21%，政府部門債務率約為40%，如果考慮到一些融資平臺債務及或有債務，政府部門債務率會有較大幅度上升，達到57%。在金融部門中，債務又主要集中在國有企業。

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元，合計政府債務26.66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9.4%。以更寬口徑估算，政府債務水平達到56.8%，仍低于歐盟60%的預警線，也低于當前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也低于國際通行警戒值。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財政收入，二是出賣土地收入，但今年這兩項都不容樂觀，導致債務增加。

隨著宏觀經濟的疲軟，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正面臨下滑局面。以經濟相對發達的杭州市和廣東省為例。上半年，杭州財政收入幾乎所有的口徑指標全線下降，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下降2.7%。而即使稍有增長的指標也都在1%以下全市財政總收入同比增長0.8%，若要完成全年863億元的目標，下半年杭州財政增速要達29%。

外貿大省廣東，今年上半年指標完成竟然沒有過半。今年上半年廣東省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完成2994.34億元，增長8.64%，僅高于2009年金融危機時的同期水平，僅完成年初預算的49.37%。有媒體將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前6個月的財政收入數據進行統計，并對比年初設定的財政收入目標，結果顯示，全國近四成地方政府在時間過半的情況下，并未完成一半的財政收入任務。

土地出讓收入更是呈現斷崖式下跌。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30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6525.98億元，同比下降38%，縮水超過4000億元。以北京為例，上半年北京共計成交72塊土地，總出讓金額為144.8億元，同比下降55.7%，僅為去年全年的13.7%。同時，今年上半年北京土地買賣成交量創4年新低，土地均價創3年來最低，土地平均溢價率創5年來最低。上海是往年土地收入最多的省市之一，也下調了今年的土地收入預算，為1250億元。土地收入縮水的同時，土地收入中的支出卻在增加。按照有關政策規定，目前土地出讓凈收益中已有45%被明確指定用途：10%用于保障房建設，10%用于教育投入，10%用于水利建設，15%用于農業土地開發。

近30年來，全球發生了很多次經濟、金融危機，而這些危機幾乎都與債務有關。以前的危機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原因是發展中國家大量舉債發展民族經濟，由于投資巨大而效益低下，造成無力還本付息，最終演變成債務危機。而最近幾年的債務危機則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展開。這些國家在次貸危機發生后，實施了擴張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貨幣政策，加之高福利遭遇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障礙，最終演變成棘手的債務危機。

在中國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中，政府主導的投資占據很重要的地位。以前，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賣地、稅收等方式，籌集投資所需的資金。現在賣地的收入由于高房價的常年透支，空間已越來越小，有些地方的賣地收入與往年相比，已出現明顯下降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放行地方債就不得已而為之。

對此，政府積極采取措施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目前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一是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限額管理。提請全國人大審議批準了2015年和2016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印發了《關于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限額管理的實施意見》(財預〔2015〕225號)等制度辦法，建立了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控制的長效機制。

二是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2015年，政部下達了三批置換債券額度共3.2萬億元，有效降低了地方利息負擔，緩解了部分地區償債壓力，也為地方騰出資金用于重點項目建設創造了條件。

三是發行新增地方政府債券。2015年，全國人大批準新增地方政府債券6000億元。2016年，全國人大批準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11800億元，比上年增加5800億元，落實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的要求。新增債券資金為地方“穩增長”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是將地方政府債務納入預算管理。財政部印發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預算管理辦法，調整政府收支分類科目，在2016年全國預算草案中全面反映地方政府債務情況，指導地方分別在2016年預算草案和預算調整方案中反映政府債務情況，主動接受各級人大監督。

當前中國總體而言，仍是具有防范債務危機爆發的有利條件的，具體體現在如下幾點：

第一，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仍然巨大，服務業與消費是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可以看到，當前面臨債務危機的主要是國有企業以及傳統產業，但中國已經出現轉型跡象，去年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50.5%，首次過半，消費對GDP貢獻率更高達66.4%。在此背景下，如果未來中國新供給改革持續推進，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深入，中國經濟轉型將有助于支持經濟增長，并在增長中緩解債務矛盾。

第二，中國杠桿率較高局面與特定背景因素有關，可以通過加速改革緩解中國債務率較高的歷史性原因包括，如中國國民的儲蓄率高，股本市場發育比較晚以及民間的財富比較少等獨特因素。同時，不難發現，當前中國債務問題主要集中在企業債務與地方政府債務。針對企業債務過高，通過債轉股、發展資本市場等方式有助于緩解，而對于地方政府債務一方面可以通過中央政府債務進行置換以及加快財稅改革應對。

第三，中國政府有化解危機的成功經驗。中國本世紀初面臨的債務危機嚴重程度遠遠高于當下，而且幫助中國度過難關的主要執行者仍在崗位，相信憑借他們處理危機的經驗，中國債務危機不會出現。此外，與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不同，中國政府往往能在危機出現之時，迅速動用國家資源，如釋放流動性，降低了因流動性不足引發債務風險爆發的可能。

宏皓教授認為，當前中國債務問題并非危機前兆，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中國處理危機的成功經驗都將為避免一次更深層次的債務危機打下基礎。但對待當前企業債務增長過快的局面，過度自信的態度并不可取，甚至有可能貽誤時機。因此，更為理性的方式是直面問題，增加危機意識，并加大化解債務風險的改革措施，未雨綢繆，將危機化解在搖籃之中。

中國是高儲蓄率國家，這種狀況導致兩個結果：一方面，我們每年要有相當于GDP50%的儲蓄需要轉化為投資，中國又是個金融市場欠發達的國家，儲蓄向投資轉換大多會形成債務；另一方面，高儲蓄也為中國解決債務問題帶來巨大緩沖。其次，與大多數國家不同，在中國各級政府的借債，主要是為了投資。因此與巨額債務相對應的，我國地方政府掌握著大量優質資產，這些資產形成了未來償債的可靠保障，從而也大大降低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

地方政府在發展的過程中也需要進行轉型升級，適應新形態的經濟發展狀況，減少債務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宏皓教授宏皓教授是中國目前首位指導各地政府產業投資基金的建立及運作，幫助地方政府用金融創新搭建多元化的投融資平臺實現轉型升級的金融實戰專家。是中國目前首位指導各地政府產業投資基金的建立及運作，幫助地方政府用金融創新搭建多元化的投融資平臺實現轉型升級的金融實戰專家。授課經驗豐富，如2015年10月12日金融學家宏皓給沈陽市金融辦講授《互聯網金融現狀與發展趨勢》、2015年11月23日金融學家宏皓為貴州黔西南州政府講授《用金融創新推進精準扶貧》、2016年5月10日金融學家宏皓給寧夏太陽山開發區講授《經濟轉型之路：大數據產業時代》。

2014年中國主權資產總計227.3萬億元，主權負債124萬億元，資產凈值為103.3萬億元。按窄口徑匡算，即扣除土地等流動性低的資產，留下可以立刻償還債務的高流動性資產，中國主權資產凈值為28.5萬億元。由此可以說明中國擁有足夠的資財來應對債務風險，發生債務危機應該為小概率事件。進一步說，即便出現大規模的債務違約，中國也有足夠的資財，在不對國民經濟造成較大負面沖擊的條件下，予以妥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