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記錄的信息透明意味著開放、溝通和責任擔當，因此，國家應當允許并便于患者、患者家人和委托律師復制和查閱全部病歷內容，讓他們有機會了解醫療行為及醫療結果。這是患者和任何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其實質就是公民或消費者的知情權。似乎，患者的這種權利在《醫療機構病歷管理規定(2013年版）》第17條得以承認，即承認“患者本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對于醫療記錄的查閱權利。但是，患者或其代理人必須提交正式申請，必須提供一系列證明材料并接受審核，包括身份證明、代理關系的法定證明材料和授權委托書等。因此，醫療記錄信息透明的難度有所增加。不過，這不算什么問題。

衛計委在《醫療機構病歷管理規定(2013年版）》第17條承認患者知情權，但是，第19條剝奪了患者的醫療信息的完整知情權，或者，衛計委僅只提供了醫療信息的部分知情權。出院患者病歷內容多達26項，但是，第19條規定醫院只為患者復制其中的14項，而且，其中4項是各種可能的患者自己簽署的知情同意文件。另外，醫院可以提供“門（急）診病歷”，但是，這項醫療記錄在很多醫院本來就由患者自行保存。即使司法和“負責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部門”要求復制醫療記錄，醫院也可以根據第20條規定，“根據需要提供患者部分或全部病歷”。總之，醫院拒絕提供的醫療記錄內容如下：

1. 病程記錄

2. 術后病程記錄

3. 術前討論記錄

4. 會診記錄

5. 死亡記錄

6. 死亡病例討論記錄

7. 手術清點記錄

8. 手術安全核查記錄

9. 麻醉術后訪視記錄

10. 麻醉術前訪視記錄

11. 病危（重）通知書

12. 住院病案首頁

對于患者原告或覺得遭受醫療損害和醫療冤屈的患者而言，這12項醫療記錄可能包含著實質性的醫療失誤，可能包含著醫源性患者損傷的確鑿證據。即使“被迫常規造假”，這12項醫療記錄也可能破綻百出。但是，患者作為原告似乎唯一的勝訴希望，就會因為衛計委的《醫療機構病歷管理規定(2013年版）》第19-20條規定而最終破滅。患者似乎總是沒有指望，這是因為醫療鑒定專家大多“同行沉默”、“恪守病歷”和法庭審理大多“以鑒代判”，除非出院患者的胸腔和腹腔依然裝著外科手術遺留的止血鉗、手術刀、手術剪、紗布或消毒巾等顯著異物。

衛計委和醫院是“政府和政府組織”關系，是同宗的兩代直系血親。患者是外人。否則，為什么前者通過這種“掩蓋政策”保護后者權益？患者權益和律師權益哪里去了？這種不敢透明的醫療信息，令人高度質疑其中隱匿著臨床上做錯了什么事情。一個人想要掰開另一個人緊攥的拳頭，他越是使勁掰開，你越是使勁攥緊；反之，你越是攥緊，他就越是使勁掰開。衛計委越是要求醫院隱瞞，患者就越是懷疑醫院做錯了什么事情。衛計委及其前身衛生部，無不高唱執政為民和醫患和諧，但是，這種不敢透明的醫療記錄隱匿政策卻是另外一種不和諧的弦外之音。

衛計委《醫療機構病歷管理規定(2013年版）》沒有明說病歷內容可以劃分為“主觀記錄”和“客觀記錄”。但是，醫界眾所周知，這種主客觀劃分卻是隱瞞實情似乎拿得出手的理據。其大意是，機器給出的診斷報告是客觀的，醫師書寫和討論的信息是主觀的。前者不是人而見得人，后者是人卻見不得人。也許，醫師是同一祖宗的新一代血親。其實，機器也是人操作，機器也是人管理。因此，一臺冷硬的客觀機器根本就擋不住律師智慧，只要律師不是又一名騙子，只要律師不會拒絕復制病歷。也許，病歷內容的“主觀記錄”和“客觀記錄”只是為了隱瞞潛在醫療失誤的借口罷了。然而，醫療記錄必需客觀、真實和準確。《病歷書寫基本規范(2010年版）》第3條也確實這樣規定。既然如此，如此劃分是不是正在告訴患者和其他公民，患者住院病歷有12項內容是主觀的，不（全）是客觀的、不（全）是真實的，不（全）是準確的？且不說，這很可能意味著半個多世紀衛生政府的病歷管理失敗，以及半個多世紀主觀反映客觀的唯物主義教育失敗。

醫療記錄的信息內容屬于患者，醫療記錄的信息載體屬于醫院。換言之，醫院沒有權利扣留住院病歷的任何信息內容，這是因為只有患者才真正擁有住院病歷的信息所有權。衛計委憑什么要求醫院扣留醫療記錄的信息內容？

十八大及其三中全會是怎樣說的？

記住拳頭的教訓！

幫助醫師隱瞞，醫師會怎樣？律師會怎樣？患者會怎樣？

再想想，患者為什么醫鬧或弒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