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個政治風云突變的社會轉型期，都會有一批政治精英被當作犧牲品葬送掉，而正因為有了他們的犧牲，有了他們生命的鋪墊，才有了社會文明進步，比如王安石、商鞅、譚嗣同、羅伯斯庇爾。同樣，在民營企業變革過程中，某一個具有現代管理觀念的人來到一個民營企業擔任高職，經過努力為企業輸入新的經營管理模式。 在中國大部分企業中，只要它向現代化國際化方向發展，就必然會出現無數的“第一位轉型期的企業與變革者，”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轉型期的犧牲者們是一批偉大的精英，是悲壯的英雄，他們用自己的屈辱、淚水甚或生命之痛之殤換來了企業的進步發展，使中國企業逐漸淘汰自己身上的種種陋習、逐漸變得文明進步、強大。 企業轉型升級的變革中經常出現這樣一種情況——所有的變革措施都出臺了，所有的人事變動也實施了，所有的變革步驟也到位了。但是，預期的產值及利潤大增的狀況并沒有出現。相反，還出現了效益滑坡、利潤銳減、產量及銷售額大幅下降的狀況。于是，變革者遭到保守派的死命攻擊，老板對變革發生懷疑，變革者信心也受到極大打擊。這時，變革要么后退，要么停頓。這是什么原因呢?是“企業轉型升級陣痛”。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滿清政府被推翻，原有的社會秩序被破壞，而新的國家秩序尚未建立起來，舊的價值觀念遭到沖擊，新的價值觀念既不成熟又相互沖突，各種政治勢力互相較量，國家陷入內戰之中。這就是典型的社會變革陣痛。這一陣痛一直持續了37年，直到1949年才告終止。然而，用37年的陣痛換來五千年黑色專制體制的瓦解，這也是一種必須付出的代價。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無論是法國人的生活水平還是整個法國社會經濟狀況都遠遠低于大革命前波旁王朝統治時期的水平。拿破侖戰爭期間，法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更降到了歷史最低水平。但是，沒有法國大革命，就不可能有法國兩百多年的光榮歷史、不會有法國今天的繁榮，甚至不會有整個歐州的繁榮。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為，事實上，一個轉型越劇烈的社會，社會經濟及民眾生活在轉型期內就會越低。同樣，一個變革動作越大、越激烈的企業，轉軌期間的陣痛就會越強烈，所付出的代價就越大。 轉型升級期的陣痛大都是變革主體為過去傳統體制付出的代價，傳統模式越落后，這種代價就越大，陣痛也就越強烈。而變革反對派們可不管這些，只要生產和銷售出現滑坡、利潤出現下降，就會把所有責任全部推到變革者頭上，就仿佛把病人在手術臺上的痛苦全部歸咎于醫生一樣。變革的最危險之處恐怕就在于此。幾乎一半以上的變革因陣痛而失敗，變革者因此被罷黜。 推行任何一項工作，必須做好相應的各種準備，“陣痛”往往是在各項條件不成熟時推行變革所產生。但是，如果要等到所有條件全部齊備之后再著手變革，恐怕就永遠無法推行變革。因為世界上沒有一項變革是在所有條件完全成熟之后再開始推行。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任何一個企業，其內部的管理體制、人才結構和運作規則等“硬件”必須與企業文化這一“軟件”聯系在一起，如果沒有“軟件”的支持配合，“硬件”的改變會十分困難。而變革恰好是在“軟件”未變的前提下就強行改變“硬件”，造成人們在思想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的不認同，而在人們不認同、不習慣的前提下進入一種新模式，陣痛必然出現。而事實上，變革又完全不可能在所有“軟件”改變之后再去推進。 世界上所有變革都是在客觀條件不成熟和文化“軟件”尚未改變的情況下開始推進，這就注定了轉型升級的變革陣痛必然出現。而條件越不成熟，文化差距越大，轉型升級陣痛就越強烈。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的大規模社會變革并不多，因此中國社會普遍缺乏一種承受變革陣痛的社會心理。人們并不接受“變革陣痛”這一概念，并普遍把“變革陣痛”全部歸咎于變革者一人，故在中國企業轉型升級陣痛變革的困難之處正在于此。 然，轉不轉型，社會必然向前，刻不容緩。在歷史滾滾前行的車輪下，無路可退、別無選擇，轉型升級雖痛不欲生，但九死方有一生！鳳凰涅槃、浴火重生，誰使我痛苦者，使我強大、使我永生?。ㄔ肌迦A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首席民企治理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