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42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達沃斯年會）定格2012“大轉型：塑造新模式”； 首先看全球環境。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進入了一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冷戰結束，沒有大規模戰爭;歐美放松管制，出現了全球化;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廣泛應用;以及至關重要的一點，中國加入全球市場體系：所有這些因素推動全球經歷了一輪較為強勁的經濟增長。反過來，中國則是本輪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正是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實現了新一輪工業化。這個工業化驅動了城市化，從而帶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換言之，新舊交替之際的中國其實也正處在一次大轉型之開端。中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和初步現代化，經濟無法維持高速增長，原來依托于高增長的體制就不能不進行調整。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企業是有序而有力地自主調整、轉型，還是被動調整、轉型?如果是前者，中國企業可以更上層樓;如果是后者，中國企業可能陷入所謂中等收入的陷阱。企業轉型就是企業變革，大轉型則是一場中國企業革命。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專家曾水良認為，對于“變革者”來說，他的遠處是重山峻嶺、險象環生、黑夜茫茫；近處是荊棘坎坷、茂草迷離、戈壁荒漠。他是一個孤獨者，必須奮力攀登高峰。但是，越是接近頂峰，他就越會遭遇山崩、雪塌和狂風暴雨，一切兇險都在等待著他。變革永遠是人世間最危險的事情，什么情況都可能發生。 美國著名政治學教授享延頓博士在《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一書中說：“在政治精英中進行談判和妥協是民主化變革的核心。在社會中關鍵政治力量和社會團體領袖們互相進行公開或私下的交涉，而且找出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實現向民主轉型的妥協后的協定，那怕這種協定尚不盡如人意。” 縱觀世界民主政治發展史，我們可以發現，任何向民主化轉行的社會中，成功的變革者都是擅長掌握“妥協”藝術的專家，社會民主化變革的第一步就是掌握妥協的藝術。政治民主變革派必須學會與保守勢力在諸多的政治敏感問題上達成妥協，只有在保守勢力在某一階段支持或默許變革派的政策主張時，變革才能取得階段性成功。但是，作為前提，變革派的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答應保守勢力的某些要求和主張，哪怕這樣做與變革的總體方向相違背。聰明的政治家都會掌握這種“妥協”的藝術。 同樣，在企業進行變革的時候，變革者也必須在諸多的問題上與公司內部的保守派進行協商，在某種程度上取得他們的支持和諒解，在某一階段滿足他們的某些要求，化解他們的反抗行為。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專家曾水良認為，變革者剛進行變革時，欲望強烈、心情迫切，希望能夠在一夜之間解決企業的所有問題。同時，對于反對者提出的主張要求大都采取一概否定的態度，有一種恨不得一掃而光的心態。但是，由于變革者初來乍到、立足未穩，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權力基礎，加之對公司情況不熟悉，工作開展時很難完全實現自己的預期目標。另外，公司的很多基礎工作沒有做到位，很多條件尚不具備。這樣，任何一項變革的推進都會困難重重。這時，就要尋求全公司包括反對派在內的所有力量的支持。 如果要尋求反對派的支持，就必須滿足他們的一些特殊條件和要求。這時，為了變革能夠迅速推進，實現階段行性的目標，必須戒急用忍、尋求妥協，與保守派達成一致意見，哪怕是在某種程度上犧牲原有方案也在所不惜。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專家曾水良認為，變革派的要求是90%，保守派的要求是30%，如果雙方都不讓步，到最后就一事無成。所以，寧可達成雙方都能夠接受的60%的目標，也比停在原地踏步要好。 變革永遠不可能一蹴而就，變革永遠是在妥協中前進。達到60%的目標之后，再去達到70%、80%、90%的目標。 激進的變革者不愿意接受妥協和折中方案，有一種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決死性格。這種性格在戰場上陷入敵人包圍圈后可以有效發揮，但是，在民營企業變革過程中，這種性格的后果就是導致變革最終失敗。 在民營企業進行變革中，一般情況下不可能“全部”推進。即便是在外資企業，大多情況下也不可能“全部”達成。 變革者必須學會忍耐，學會團結反對者，不僅要經常和“自己人”溝通，更重要的是要經常和反對派進行溝通，讓盡可能多的反對派理解自己的工作，化解對變革的敵意，使其在某一階段內支持變革。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專家曾水良認為，“勝利”是公認的變革成功的標準，但是在更多的時候，“妥協”更是變革成功的標準。但是，對于大部分變革者來說，“妥協”比“勝利”要困難得多。在更多時候，“妥協”比“勝利”需要更大的勇氣。（曾水良—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首席民企治理專家 作者郵箱：zsl200865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