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國經濟某個重要的改革節點上,被今天稱為泰斗級的兩位經濟研究者:吳敬璉和厲以寧,分別鮮明的主張優先考慮價格改革及企業改制,他們從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分別主張,一個是協調改革派,一個是所有制改革派,吳敬璉當時認為”權貴資本主義會引致可怕腐敗”的觀點并沒得到重視,進而被披上公知的標簽,從今天回溯發展的軌跡,權力尋租確實一步步在惡化,進而成為今日改革最大的阻礙;吳觀點中仍有待商榷的是近乎宗教般的市場化信仰，因為缺乏約束條件的市場化效能或效能的控制力不當而最終過猶不及,市場就變成商業和私財的賭場和屠宰場,而今天中國發展到現在畸形的市場化,有多少程度受到這些觀點的影響?


同時當時的改革在以哪個要素作為”建立市場經濟”的牽動和關鍵點的主張時,吳認為市場化的規范應優先于私有制和宏觀調控力量.不同的是,厲更相信私有制的力量,他認為沒有獨立的產權,以價格為誘餌并不能有效配置資源.到現在，厲以寧被尊為國師，持續為政府建言，但厲觀點中同樣需要商榷的是，如果模糊公有制、股份制和私有制間的區別，或變成狹義私有制的程度，打著股份制招牌，違憲違法地推行私有制,就會掉入將國有資產通過違憲和違法的方式轉變成為私有財產的陷阱。


真正左右經濟政策包括經濟研究者主張的是他們背后的經濟邏輯,吳敬璉與厲以寧受到過怎樣非經濟類的教育背景支撐他們的選擇偏向呢?也就是人會用他人生經歷而形成的關鍵或主導性價值觀影響他專業的角度.厲師從過哈佛博士陳岱孫,陳岱孫畢業于美國Wisconsin,后進入哈佛研究院,繼而又研究哲學,赴英法意考察研究,而吳曾在孫冶方的帶領下研究,截然不同的是孫曾就學于蘇聯,并在那教授過政治經濟學的科目,回國后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擔任過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這正正是吳畢業分配到的地方。


好啦,不同文化、價值觀和學術背景孵化出了不同的世界觀：西方式的主體控制論和共產化的環境控制論。


雖然習慣中庸的中國后來還是將市場化、私有制和宏觀調控三個要素同時在推進，但顯然，在次序上私有制被提到了更優先的位置，過度刺激主體的欲望，弱化市場的規則，權貴資本主義式的腐敗自然變成衍生品，就像08年華爾街過度的私有主義貪婪制造垃圾債券的效應一樣可怕。過度市場化和過度私有化，都將促成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自由，這是奴化自由公民的偽經濟學邏輯.


如今面對又一個關鍵時刻，兩人的突出主張性又來了：西方式思維的樂觀冒險和東方式思維的保守。吳對外的論斷是質疑地方政府如何角色轉換,由書記變董事會主席/CEO?如何落實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質疑三中全會提到的300多項改革如何在推進時防止系統性風險?但他沒談到樂觀面。厲用影響面的次要因素和激勵性的語言給了大家一個他的專業判斷：信心的喪失是摧毀一個國家的最強大的武器。


沒有樂觀面的質疑是恐嚇式的退步，沒有理性面的感性樂觀又變得不切實際。這個道理就像一個基督牧師遇到一個快餓死的中國人，于是向他布道：相信主吧，主給你力量。這個中國人于是用他的文化和思維慣性解讀，相信這個力量就是天上忽然掉餡餅，但等啊等啊，最后餓死了。


除了專家可怕，媒體更可怕。外媒就像不接地氣的外國教授一樣，用個地方債就論斷中國要破產了，從02年預言到03年再到04年，這個理由結論太偏頗了，為什幺？-雖然我們的地方政府債務與GDP從真實數據來看，一個被縮小，一個被放大，但現有的數據看來中央和地方債務加起來是低于GDP的50%，相較來說，西方社會普遍的政府債務都超過GDP的100%了，只此一點，就經不起深究。


那盲從專家和媒體的是什么人?一般老百姓？更多是企業家、投資人吧，他們決定更多數人就業家計等的社會責任，企業家最需要經濟趨勢判斷卻最怕誤信一種單一理由的論斷，我們整體性缺乏了庶民經濟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