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經理

             領導哲學

一、哈佛經理領導哲學

 任何一種理論的出現都有其歷史淵源和現實條件。歷史淵源來自于歷史的特點，即歷史是延續的，前后相繼的，同時，又是由一定的“現實”——逝去的現實構成的，它要同現實碰撞；現實條件就是指現實的客觀的認識、實踐活動。認識、實踐活動的不斷深入，使得原有的理論園地不斷有新苗出現，領導哲學的產生也不可不具有這樣的特點。從歷史角度看，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政治主張——政治家必須是哲學家，哲學家要成為政治家，二者合二為一，就是“哲學王”——可以算作它的最早萌芽；從現實角度看，管理、領導活動的客觀要求——任何一位領導必須具備一些素質、能力，行使一些職能，如計劃、控制、鼓動、溝通、評價等，而這些能力的獲得和實施均離不開哲學思維——構成了它產生的現實條件。

□ 柏拉圖的理想國

    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是古希臘的一位哲學家，主張理念乃萬事萬物的本源，理念生有一切，具體事物是理念的摹本和影子，認識亦是對理念的回憶。然而，柏拉圖并非囿于哲學的抽象王國，他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力主建立一個理想國，以哲學家為王，實現他的哲學主張，或者說，讓國王以哲學思維方式、哲學方法來管理、統御國家。他說：“除非是哲學家們當上了王，或者是現今號稱君主的人像真正的哲學家一樣研究哲學，集權力與智慧于一身，讓現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學或者只研究哲學不搞政治的庸才統統靠邊站，否則國家是永無寧日的，人類是永無寧日的。不那樣，我們擬定的這套制度就永遠不會實現，永遠不可能實現，永遠見不到天日，只能停留在口頭上。”為此，柏拉圖創辦了一個學園。在這里，他不僅傳授其哲學思想，培養哲學家，更重要的是培養具有哲學家頭腦的政治家和政治顧問，即哲學王。柏拉圖還曾四次去西西里島，實踐他的理想。他想把敘拉古城那的新主訓練成一個哲學王，爾后，索性慫恿和支持自己的一名學生去那里當國王。但都遭到失敗。

    □《圣經》的故事和管理科學

在開始論述之前，我們不妨先轉述《圣經》中的一則故事。《圣經·出埃及記》中有一文字，它描述了摩西的岳父杰思羅如何觀察摩西花了一整天時間，傾聽他的人民的訴苦和問題。之后，杰思羅告訴摩西，他一個人不能管事太多，并且建議采取具體步驟解除他的過重負擔。他的第一個建議是必須以“法令和法律”形式教育人民；第二個建議是這些被選舉出來的諸侯們，應按所轄人數封以“千民之侯、百民之侯、半百民之侯和十民之侯”這一類職稱；第三個建議是這些諸侯必須管理一切日常事物，向摩西只匯報重大問題。

用現代語言來講，杰思羅的三個建議的現代對應語就分別是一個組織的政策的闡述、權力的委任過程和管理程序。這就是說，對組織的管理古已有之，即在上帝創造人類之初，人類就以群體的方式生活在一起，每個人都被包括在各種群體和組織之中，這就促成了原始管理的出現。

當然，管理作為一門學科和一項系統的工程還是近代的事。各類組織令人眼花繚亂，各類組織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各組織內成員千姿百態，使得管理科學的出現成為必然。

    管理科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形成的古典管理學派，其代表人物為弗雷德里克·W·泰勒(1856—1915)。當泰勒在米德費爾鋼鐵公司工作時，他就注意到了“磨洋工”現象。工人們的產量遠遠少于他們力所能及的產量。于是，泰勒開始收集材料，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管理理論。起初，他的管理思想影響并不大，直到海軍兵工廠反對“泰勒制度”的一次罷工，引起了1912年國會召開“泰勒制度和其他工廠管理制度”的聽證會，這才給泰勒以機會，闡述他關于科學管理概念的觀點。泰勒認為科學管理的執行必須來一次“全面的精神革命”，它必須同時爆發于工人和管理人員的內心之中，使勞資雙方停止關于如何分割剩余的爭吵，團結起來增加剩余額；也必須以科學的方法為基礎來獲得確定完成每項作業的適當的程序和建立合理的每人時的產出水平所需的信息。為此，他主張，科學管理的建立必須先解決兩大問題；增加普通工人的平均產出和提高管理的效率。他提出了四項管理原則：第一，對人的勞動的每種要素規定一種科學的方法；第二，對工人進行認真的挑選錄用和徹底的考查，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能力；第三，對工人進行說服教育或更好地“激勵”，以保證所有的工作都能按照已經發展起來的科學原則去進行；第四，以適宜的方式進行管理，使管理和工人兩者所承擔的工作與分擔的責任幾乎均等。

可以看出，古典管理學派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即不講究廣大勞動者的主動因素，只是注重從科學管理角度為工人設計好一項工作，規定好一個條條道道。因而，取而代之的管理學發展的第二階段出現了，這就是從本世紀20年代開始的“人際關系”——“行為科學”的理論。這個學派在初期稱為“人際關系”學說，盛行于本世紀40—50年代，注重研究人的本性和需要，行為的動機以及生產中的人際關系。50年代初，“行為科學”學說受到歡迎，60—70年代為鼎盛時期，代表人物有梅奧(1880—1949)、麥格雷戈(1906—1964)等。梅奧認為，工人不單純追求金錢，還有社會、心理方面的需要，即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友情、安全感、歸屬感、受人尊重等，新型領導能力在于，不僅把工人看作“經濟人”并滿足其需要。麥格雷戈認為，以往的管理學理論忽視工人的主動性，把生產效率不高歸結于工人的不誠實、懶惰等，因而以對工人的管束和強制為主。他稱這些理論為“X理論”。同時他也主張，應考慮到工人不是被動的、其行為是受動機支配的，因此，管理應有利于調動工人的積極性，誘發其行為動機。這就是有名的“Y理論”。可以看出，這階段的管理學不僅重視“物”，更重視“人”。

第三階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的當代西方管理科學學派。主要有社會系統學派、決策理論學派、系統管理學派、管理科學學派等。他們強調：①社會的各級組織都是一個協作的系統，即由相互進行協作的每個人組成的系統；②決策貫徹管理的全過程，管理就是決策；③以效率標準作為評價的依據；④制定用于管理決策的數學模式與程序系統，并借助于電子計算機。因此，他們強調“戰略”，注重“決策”，把“戰略”和“決策”扎根于統計學和行為科學領域，在實際行為中貫徹系統思維方法和科學思維方法。

第四階段是強調企業文化建設的“Z理論”，即企業文化學派，主要代表為威廉·大內、彼得·德魯克、泰倫斯·狄爾和愛倫·肯尼迪。他們認為，管理并不是同文化無關的，即并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管理以文化為基礎，植根于文化之中。他們提出了構成企業文化的五要素：企業環境、價值觀、英雄人物、典禮及儀式、文化網。由此可看出，管理不僅涉及到企業形象、企業環境條件，還涉及到職工的價值觀等深層領域，是一個由表及里、表里如一、表里互動的過程。

  □管理科學和領導哲學

綜觀管理科學發展歷程，不難看出，管理科學已經越出了人們常識中的范圍，即僅僅經營一個工廠、一個企業、管理好企業的生產和銷售，這樣的企業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這樣的管理者也不可能領到薪金。企業的生存、發展不僅要依賴高效率和井然的秩序，還要依賴于它對社會、時代所作出的反映，即它必須面對同行企業的競爭、社會效益、人文價值、合作等一系列復雜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帶來了生產力的巨大提高，科技、經濟、社會、政治、軍事、文化各個方面的聯系愈加緊密。企業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生產單位，企業就是一個社會，它已經和行政區域、地區、國家漸漸趨同。而作為企業的領導人已不再是局限于自己企業狹小范圍的經理、總裁了。企業間的國際合作，連鎖店、跨國公司的產生等，都足以說明企業的領導必須跳出純經濟管理的圈子，具備一定的哲學素養，在考慮組織的效率、效用時，也考慮其人文價值，方可成功地、稱職地領導一個企業。企業及其領導的這種職能的變化、豐富，也使得我們必須對領導活動進行哲學的思考，將其上升到哲學的高度，從而從中提煉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

這里不妨介紹一下經理制的誕生。1840年在紐約西部一條鐵路上發生了一起撞車事故，死1人，傷17人。這雖然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車禍，更不是人類災禍史上的大事件，但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社會輿論紛紛抨擊無能的鐵路資本家管理不了現代高技術高組織的企業。在州議會的推動下，該鐵路公司實行改革，選拔一批有管理才能的專家來擔任企業經理，資本家成了純粹拿紅利的股東。這就是說，“經理”是作為專職“領導”出現的，他必須能面對現代高技術高組織化、面對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諸問題而不會束手無策，他也必須正確面對組織中的人文因素及人文價值。因此，企業文化及管理科學的發展，就使領導過程、領導行為、領導關系中充滿了許多哲學問題，需要從哲學高度對其進行抽象化、理論化的概括。

管理和哲學是一個雙向的、互動的過程。管理科學的發展使得哲學有必要介入管理過程，而哲學本身也同管理相關涉。這一點，可以從對“哲學”不同解釋中窺見一斑。第一種為學院式的，即把哲學作為一種研究的學問并且專門把它區分為本體論、價值論和認識論幾個部分。它們對于管理各有意義。本體論研究現實或存在的本性，它與宗教神學具有共同的研究對象。盡管20世紀末期，某些學院派遭到唾棄，并且這類知識似乎對管理已沒有任何直接影響。但是管理人員的行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仍可能是間接地、并非偶然地由其信仰體系決定的，進一步說，是由其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本體論假設決定的。事實上，正是這些假設往往決定了管理者的信念，而不必涉及管理者實際上的、可察覺的品德。價值論研究價值，關涉到倫理學及美學。它更為直接地滲透到管理與組織的行為之中。一般說來，價值的出現，通過合作行動的價值實現，管理過程中價值沖突的消除，以及在組織機構的政治舞臺上價值之間的爭論與它們相互之間的阻礙、制約——所有這些都是每日每時管理所經歷的一部分。認識論研究認識的發生、進行等，它同樣會引起管理者的極大興趣和關切，因為人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怎樣去認識?”、“什么是真?”認識論的分支邏輯學對經營與管理過程的主要方面也都有影響。如計算機已應用到各個工作生活領域，辦公自動化、管理自動化已成為現實，而計算機的程序操作就是以邏輯語言進行的。第二種為二元的，即把哲學領域一分為二：邏輯與價值。前者研究事實、結構、一致性與連貫性、因果關系、解釋系統等等，后者則借助于價值考察，研究從倫理道德到各類復雜的動機中的所有價值問題。因此，它就包括了由于對于人類精神進行深入分析所揭示的前理性與超理性因素。這兩個知識領域合二為一就囊括了全部的組織行為，自然也包括了管理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講，領導行為中，領導對某行為的執行，不僅要考慮行為本身而且還要考慮此行為的前因和后果：某一決策的實施，也有它的連續性等；領導如何獲取權力、運用權力，如何處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等都必然涉及到倫理道德和價值問題。第三種為經典的，即把“哲學”解釋為“愛智慧”。多少年過去了，沒有人敢夸口自己聰明過人，但智慧本身仍然富有魅力，盡管人們是在其他名義上探求智慧，例如經驗、技能或其他的常識。管理人員并非樂于探討智慧，但他們是智慧的追求者。如果哲學研究有助于他們達到目的的話，他們是不會敵視這種研究的。在某些高等學科的管理預備課程中，這種觀點得到了適當的體現。牛津的PPE課程(哲學、政治和經濟)、法國行政管理學院和日本松下行政與管理學校便是這樣。在這里，哲學訓練占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它要求每位學員都能掌握“智慧之學”，并希望他們把理論上、大腦中的智慧成功地轉化為實踐的智慧或智慧的管理。第四種為實踐的，即把哲學看作對政策進行系統的說明。在政策形成過程中，這樣的事情是常常可見的：真實的聯系大致是以邏輯的一貫性和決策者——管理者的經驗準確性加以描述的。在這種描述中，明確或潛在地包含著一種推測，即一種使實際事態特點呈現出來的引申，這種描述和重建是出于價值的考慮。例如，我們對某一事情的描述，并不總是將其全部特性描述出來，這里存在一個選擇的問題，即使有必要作全面描述，事情的哪方面特性對我們最重要，哪些較為重要，哪些不重要等，從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而之所以這樣，也是出于選擇和價值判斷。因此，任何決策都包涵價值成份，是一種世俗的、普通的哲學，這種哲學依靠經營與組織行為轉化為日常世界的現實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