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可以改造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什么是責任?
所有的管理都建立在一個基本的假定之下,那就是每個人都承擔自己的責任。但什么是責任?當我們講責任的時候,我們事實上是在這樣兩個前提下進行的:
?你們倆誰對誰錯? 這就是責任稀釋定律——責任在人多的環境中,就會像化學溶劑一樣,會被稀釋,人越多,個人責任感就越淡薄。 為什么越重要的事,越沒有人做? 在實際執行中,很多管理者都是這種責任稀釋現象的受害者。因為他們想當然地以為,一件事情越重要越緊急,就會有越多的人來處理。因此,他習慣于向員工不停地說明這項工作有多么多么的重要,要大家重視。 不幸的是,員工就像那些圍觀的群眾,紛紛在猜測:“到底發生什么事情?” 當管理者只關注“要不要做”,“為什么一定要做?”“做了有多大好處”這一類戰略問題,執行就出問題了,因為員工發現“越是重要的事”,就越要搞清楚“你做還是我做”? 這就是責任稀釋定律在作祟――每個人都知道事情很重要,但是沒有人會主動承擔這個沒有指向“我”的責任。 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執行中常見的誤區,管理者通常會本能地認為,重要的事=大家做,大家做=人人做;員工卻認為,大家做=別人做——都這么想,結果就是,大家做=沒人做。 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南郭先生 “濫竽充數”是我們小學時學到的一個寓言故事,我們在講到這個故事時,總是會嘲笑南郭先生。但是,從責任稀釋定律,我們立即就可以發現問題其實與南郭先無關。為什么? 首先,南郭先生為什么能混進這樣一個皇家演奏樂隊?其次,為什么南郭先生能夠在這樣一個樂隊中呆了很長時間不被發現?第三,為什么獨奏之后,南郭先生一天也混不下去了? 所以,問題的源頭在于齊宣王對樂隊“合奏”的管理制度上。在這種管理體制下,沒有明確的責任指向,大家混在一起吃“大鍋飯”,這直接導致了南郭先生的存在。我們可以想象,這支合奏隊伍的水平肯定很差,因為這種管理體制簡直就是南郭先生、北郭先生的樂土! 從南郭先生的故事,我們看到了如果責任不明,那么,員工不執行大多數情況下與員工道德無關,而與責任的界定含糊有關。三個和尚沒有水喝,不是因為和尚懶,也不是因為挑水這件事不重要,而是因為沒有一個責任明確的好制度! 我們在咨詢項目中,就希望客戶不要先入為主,先假定員工素質不高、責任心不強,而試圖通過培訓或項目來改變員工的人性。相反,錫恩認為,如果大多數員工選擇不負責任,或者進取心不強,那問題就出在制度,而不是人。 如果領導喜歡象齊宣王那樣的“合奏”,同時又不對個人進行檢查與考核,那么,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南郭先生”,這是過去人民公社制度證明了的道理,優秀的制度把壞人變成好人,壞的制度把好人變成壞人! 只有壞的制度 第一:事情與自己有沒有聯系?與自己沒有聯系的,就沒有責任。
第二:事情的發生過程中,自己是不是能夠控制?不能夠控制的,就沒有責任。
所以,當我們說一個人不在責任狀態的時候,事實上是在說,第一,他認為這件事與自己沒有關系,第二,這件事的發生過程,他認為自己是無能為力。
而當我們說,一個人在執行的時候,不能夠有任何借口,也是指兩個意思:第一,只要是執行,那就一定是與自己有關,與自己無關,不需要你執行。第二,你不能夠控制一切,但你能夠控制自己,你并不是機器,你是一個有著主觀能動性能夠解決問題的人。
所以對于任何事情的發生,我們能夠通過控制自己來改變結果,而如果我們沒有如此行動,那么,對于那些讓我們痛苦的任何結果,我們自己要承擔百分之百的責任。
責任稀釋定律:人越多,越沒有責任!
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研究,他們讓一個人在大街上,模擬癲癇病發作,如果只有一個旁觀者在場時,病人得到幫助的概率是85%,而有五個旁觀者時,他得到幫助的概率卻會降低到31%。
,沒有壞人:美國教授到了中國為什么也喜歡盜版? 記得有這樣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美國教授。每一次來中國都是在炎炎盛夏,住陋室,穿小巷,不停地采訪、記錄。連著三個暑假都是這樣,日暮方歸,汗馬淋漓,一本牛津出版的最新學術著作就是這樣完成的,其工作精神讓人不由不敬佩。 但這位教授也有個奇怪的“嗜好”:每次到中國,總是要中國同事陪他去軟件市場,尋找中國盜版的美國軟件,樂而忘返。 我們也許能理解這位教授的“嗜好”,那些剛出爐的軟件,在美國本地買,實在是太貴了,也許貴到連教授也買不起的地步。但美國為什么沒有盜版軟件?關鍵在于,美國的制度環境下誰敢做? 我們也在報紙上看到,美軍在伊拉克如何虐待俘虜,做了很多讓我們看來無法理解的事,美國軍事法庭還起訴了一批虐待俘虜的士兵。看來美國人和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一樣,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一旦脫離本土制度約束,人性中的弱點都會出現、甚至放縱,哪怕是教授,更遑論軍人。 教授買盜版軟件與軍人虐待被囚戰俘,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從中可以認識制度與人性的關系:是以制度約束人性弱點,還是以改造人性來改變世界? 作為管理者,我們需要懂得的是,我們的員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我們不在制度上下功夫,而企圖改造人性,能打造出多少圣人?誰又是圣人?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這就是我的結論! 在另外一次實驗中,他們讓一坐建筑屋的門底冒煙,如果只有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會有75%概率報警。然而同樣的冒煙事件中,如果看見冒煙的人是三個人,報警的概率就會降到38%。
這樣的實驗似乎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我們看來,千斤重擔眾人挑呀,人多,自然出現問題的時候,就愈容易解決。比如在大街上,有人追殺你,你呼喊救命,大街上人越多,你獲救的機會就越大。
但科學實驗得出的結論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旁觀者越多的情況下,你得救的幾率越小。
為什么?這涉及到群體或組織環境中的責任界定問題。從責任的兩個維度,我們很容易看到問題的真相:
人越多的情況下,人越感到這件事與我無關。
當周圍有很多可能幫忙的人時,每一個人責任感都會降低:“其他人一定會幫忙的,說不定他們已經打電話叫警察了。”每一個人都以為責任是別人的,結果卻是沒有人來擔負起責任。
管理:可以改造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 北京錫恩企業管理顧問公司總裁 姜汝祥什么是責任? 所有的管理都建立在一個基本的假定之下,那就是每個人都承擔自己的責任。但什么是責任?當我們講責任的時候,我們事實上是在這樣兩個前提下進行的: 第一:事情與自己有沒有聯系?與自己沒有聯系的,就沒有責任。 第二:事情的發生過程中,自己是不是能夠控制?不能夠控制的,就沒有責任。 所以,當我們說一個人不在責任狀態的時候,事實上是在說,第一,他認為這件事與自己沒有關系,第二,這件事的發生過程,他認為自己是無能為力。 而當我們說,一個人在執行的時候,不能夠有任何借口,也是指兩個意思:第一,只要是執行,那就一定是與自己有關,與自己無關,不需要你執行。第二,你不能夠控制一切,但你能夠控制自己,你并不是機器,你是一個有著主觀能動性能夠解決問題的人。 所以對于任何事情的發生,我們能夠通過控制自己來改變結果,而如果我們沒有如此行動,那么,對于那些讓我們痛苦的任何結果,我們自己要承擔百分之百的責任。 責任稀釋定律:人越多,越沒有責任! 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研究,他們讓一個人在大街上,模擬癲癇病發作,如果只有一個旁觀者在場時,病人得到幫助的概率是85%,而有五個旁觀者時,他得到幫助的概率卻會降低到31%。 在另外一次實驗中,他們讓一坐建筑屋的門底冒煙,如果只有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會有75%概率報警。然而同樣的冒煙事件中,如果看見冒煙的人是三個人,報警的概率就會降到38%。 這樣的實驗似乎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我們看來,千斤重擔眾人挑呀,人多,自然出現問題的時候,就愈容易解決。比如在大街上,有人追殺你,你呼喊救命,大街上人越多,你獲救的機會就越大。 但科學實驗得出的結論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旁觀者越多的情況下,你得救的幾率越小。 為什么?這涉及到群體或組織環境中的責任界定問題。從責任的兩個維度,我們很容易看到問題的真相:人越多的情況下,人越感到這件事與我無關。 當周圍有很多可能幫忙的人時,每一個人責任感都會降低:“其他人一定會幫忙的,說不定他們已經打電話叫警察了。”每一個人都以為責任是別人的,結果卻是沒有人來擔負起責任。人越多的情況下,人越感到事件的發生過程難以控制 在形勢模糊不清的時候,每個人都希望看看別人會怎么做,以此來決定自己的行為。這種傾向就是“多元無知”:每個人都不采取措施,每個人都觀察別人,每個人都在猜測:你們是在嬉戲玩耍?還是在拍電影人越多的情況下,人越感到事件的發生過程難以控制
在形勢模糊不清的時候,每個人都希望看看別人會怎么做,以此來決定自己的行為。這種傾向就是“多元無知”:每個人都不采取措施,每個人都觀察別人,每個人都在猜測:你們是在嬉戲玩耍?還是在拍電影?你們倆誰對誰錯?
這就是責任稀釋定律——責任在人多的環境中,就會像化學溶劑一樣,會被稀釋,人越多,個人責任感就越淡薄。
為什么越重要的事,越沒有人做?
在實際執行中,很多管理者都是這種責任稀釋現象的受害者。因為他們想當然地以為,一件事情越重要越緊急,就會有越多的人來處理。因此,他習慣于向員工不停地說明這項工作有多么多么的重要,要大家重視。
?你們倆誰對誰錯? 這就是責任稀釋定律——責任在人多的環境中,就會像化學溶劑一樣,會被稀釋,人越多,個人責任感就越淡薄。 為什么越重要的事,越沒有人做? 在實際執行中,很多管理者都是這種責任稀釋現象的受害者。因為他們想當然地以為,一件事情越重要越緊急,就會有越多的人來處理。因此,他習慣于向員工不停地說明這項工作有多么多么的重要,要大家重視。 不幸的是,員工就像那些圍觀的群眾,紛紛在猜測:“到底發生什么事情?” 當管理者只關注“要不要做”,“為什么一定要做?”“做了有多大好處”這一類戰略問題,執行就出問題了,因為員工發現“越是重要的事”,就越要搞清楚“你做還是我做”? 這就是責任稀釋定律在作祟――每個人都知道事情很重要,但是沒有人會主動承擔這個沒有指向“我”的責任。 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執行中常見的誤區,管理者通常會本能地認為,重要的事=大家做,大家做=人人做;員工卻認為,大家做=別人做——都這么想,結果就是,大家做=沒人做。 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南郭先生 “濫竽充數”是我們小學時學到的一個寓言故事,我們在講到這個故事時,總是會嘲笑南郭先生。但是,從責任稀釋定律,我們立即就可以發現問題其實與南郭先無關。為什么? 首先,南郭先生為什么能混進這樣一個皇家演奏樂隊?其次,為什么南郭先生能夠在這樣一個樂隊中呆了很長時間不被發現?第三,為什么獨奏之后,南郭先生一天也混不下去了? 所以,問題的源頭在于齊宣王對樂隊“合奏”的管理制度上。在這種管理體制下,沒有明確的責任指向,大家混在一起吃“大鍋飯”,這直接導致了南郭先生的存在。我們可以想象,這支合奏隊伍的水平肯定很差,因為這種管理體制簡直就是南郭先生、北郭先生的樂土! 從南郭先生的故事,我們看到了如果責任不明,那么,員工不執行大多數情況下與員工道德無關,而與責任的界定含糊有關。三個和尚沒有水喝,不是因為和尚懶,也不是因為挑水這件事不重要,而是因為沒有一個責任明確的好制度! 我們在咨詢項目中,就希望客戶不要先入為主,先假定員工素質不高、責任心不強,而試圖通過培訓或項目來改變員工的人性。相反,錫恩認為,如果大多數員工選擇不負責任,或者進取心不強,那問題就出在制度,而不是人。 如果領導喜歡象齊宣王那樣的“合奏”,同時又不對個人進行檢查與考核,那么,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南郭先生”,這是過去人民公社制度證明了的道理,優秀的制度把壞人變成好人,壞的制度把好人變成壞人! 只有壞的制度 不幸的是,員工就像那些圍觀的群眾,紛紛在猜測:“到底發生什么事情?”
當管理者只關注“要不要做”,“為什么一定要做?”“做了有多大好處”這一類戰略問題,執行就出問題了,因為員工發現“越是重要的事”,就越要搞清楚“你做還是我做”?
這就是責任稀釋定律在作祟――每個人都知道事情很重要,但是沒有人會主動承擔這個沒有指向“我”的責任。
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執行中常見的誤區,管理者通常會本能地認為,重要的事=大家做,大家做=人人做;員工卻認為,大家做=別人做——都這么想,結果就是,大家做=沒人做。
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南郭先生
?你們倆誰對誰錯? 這就是責任稀釋定律——責任在人多的環境中,就會像化學溶劑一樣,會被稀釋,人越多,個人責任感就越淡薄。 為什么越重要的事,越沒有人做? 在實際執行中,很多管理者都是這種責任稀釋現象的受害者。因為他們想當然地以為,一件事情越重要越緊急,就會有越多的人來處理。因此,他習慣于向員工不停地說明這項工作有多么多么的重要,要大家重視。 不幸的是,員工就像那些圍觀的群眾,紛紛在猜測:“到底發生什么事情?” 當管理者只關注“要不要做”,“為什么一定要做?”“做了有多大好處”這一類戰略問題,執行就出問題了,因為員工發現“越是重要的事”,就越要搞清楚“你做還是我做”? 這就是責任稀釋定律在作祟――每個人都知道事情很重要,但是沒有人會主動承擔這個沒有指向“我”的責任。 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執行中常見的誤區,管理者通常會本能地認為,重要的事=大家做,大家做=人人做;員工卻認為,大家做=別人做——都這么想,結果就是,大家做=沒人做。 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南郭先生 “濫竽充數”是我們小學時學到的一個寓言故事,我們在講到這個故事時,總是會嘲笑南郭先生。但是,從責任稀釋定律,我們立即就可以發現問題其實與南郭先無關。為什么? 首先,南郭先生為什么能混進這樣一個皇家演奏樂隊?其次,為什么南郭先生能夠在這樣一個樂隊中呆了很長時間不被發現?第三,為什么獨奏之后,南郭先生一天也混不下去了? 所以,問題的源頭在于齊宣王對樂隊“合奏”的管理制度上。在這種管理體制下,沒有明確的責任指向,大家混在一起吃“大鍋飯”,這直接導致了南郭先生的存在。我們可以想象,這支合奏隊伍的水平肯定很差,因為這種管理體制簡直就是南郭先生、北郭先生的樂土! 從南郭先生的故事,我們看到了如果責任不明,那么,員工不執行大多數情況下與員工道德無關,而與責任的界定含糊有關。三個和尚沒有水喝,不是因為和尚懶,也不是因為挑水這件事不重要,而是因為沒有一個責任明確的好制度! 我們在咨詢項目中,就希望客戶不要先入為主,先假定員工素質不高、責任心不強,而試圖通過培訓或項目來改變員工的人性。相反,錫恩認為,如果大多數員工選擇不負責任,或者進取心不強,那問題就出在制度,而不是人。 如果領導喜歡象齊宣王那樣的“合奏”,同時又不對個人進行檢查與考核,那么,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南郭先生”,這是過去人民公社制度證明了的道理,優秀的制度把壞人變成好人,壞的制度把好人變成壞人! 只有壞的制度
“濫竽充數”是我們小學時學到的一個寓言故事,我們在講到這個故事時,總是會嘲笑南郭先生。但是,從責任稀釋定律,我們立即就可以發現問題其實與南郭先無關。為什么?
首先,南郭先生為什么能混進這樣一個皇家演奏樂隊?其次,為什么南郭先生能夠在這樣一個樂隊中呆了很長時間不被發現?第三,為什么獨奏之后,南郭先生一天也混不下去了?
,沒有壞人:美國教授到了中國為什么也喜歡盜版? 記得有這樣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美國教授。每一次來中國都是在炎炎盛夏,住陋室,穿小巷,不停地采訪、記錄。連著三個暑假都是這樣,日暮方歸,汗馬淋漓,一本牛津出版的最新學術著作就是這樣完成的,其工作精神讓人不由不敬佩。 但這位教授也有個奇怪的“嗜好”:每次到中國,總是要中國同事陪他去軟件市場,尋找中國盜版的美國軟件,樂而忘返。 我們也許能理解這位教授的“嗜好”,那些剛出爐的軟件,在美國本地買,實在是太貴了,也許貴到連教授也買不起的地步。但美國為什么沒有盜版軟件?關鍵在于,美國的制度環境下誰敢做? 我們也在報紙上看到,美軍在伊拉克如何虐待俘虜,做了很多讓我們看來無法理解的事,美國軍事法庭還起訴了一批虐待俘虜的士兵。看來美國人和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一樣,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一旦脫離本土制度約束,人性中的弱點都會出現、甚至放縱,哪怕是教授,更遑論軍人。 教授買盜版軟件與軍人虐待被囚戰俘,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從中可以認識制度與人性的關系:是以制度約束人性弱點,還是以改造人性來改變世界? 作為管理者,我們需要懂得的是,我們的員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我們不在制度上下功夫,而企圖改造人性,能打造出多少圣人?誰又是圣人?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這就是我的結論! 所以,問題的源頭在于齊宣王對樂隊“合奏”的管理制度上。在這種管理體制下,沒有明確的責任指向,大家混在一起吃“大鍋飯”,這直接導致了南郭先生的存在。我們可以想象,這支合奏隊伍的水平肯定很差,因為這種管理體制簡直就是南郭先生、北郭先生的樂土!
從南郭先生的故事,我們看到了如果責任不明,那么,員工不執行大多數情況下與員工道德無關,而與責任的界定含糊有關。三個和尚沒有水喝,不是因為和尚懶,也不是因為挑水這件事不重要,而是因為沒有一個責任明確的好制度!
我們在咨詢項目中,就希望客戶不要先入為主,先假定員工素質不高、責任心不強,而試圖通過培訓或項目來改變員工的人性。相反,錫恩認為,如果大多數員工選擇不負責任,或者進取心不強,那問題就出在制度,而不是人。
管理:可以改造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 北京錫恩企業管理顧問公司總裁 姜汝祥什么是責任? 所有的管理都建立在一個基本的假定之下,那就是每個人都承擔自己的責任。但什么是責任?當我們講責任的時候,我們事實上是在這樣兩個前提下進行的: 第一:事情與自己有沒有聯系?與自己沒有聯系的,就沒有責任。 第二:事情的發生過程中,自己是不是能夠控制?不能夠控制的,就沒有責任。 所以,當我們說一個人不在責任狀態的時候,事實上是在說,第一,他認為這件事與自己沒有關系,第二,這件事的發生過程,他認為自己是無能為力。 而當我們說,一個人在執行的時候,不能夠有任何借口,也是指兩個意思:第一,只要是執行,那就一定是與自己有關,與自己無關,不需要你執行。第二,你不能夠控制一切,但你能夠控制自己,你并不是機器,你是一個有著主觀能動性能夠解決問題的人。 所以對于任何事情的發生,我們能夠通過控制自己來改變結果,而如果我們沒有如此行動,那么,對于那些讓我們痛苦的任何結果,我們自己要承擔百分之百的責任。 責任稀釋定律:人越多,越沒有責任! 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研究,他們讓一個人在大街上,模擬癲癇病發作,如果只有一個旁觀者在場時,病人得到幫助的概率是85%,而有五個旁觀者時,他得到幫助的概率卻會降低到31%。 在另外一次實驗中,他們讓一坐建筑屋的門底冒煙,如果只有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會有75%概率報警。然而同樣的冒煙事件中,如果看見冒煙的人是三個人,報警的概率就會降到38%。 這樣的實驗似乎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我們看來,千斤重擔眾人挑呀,人多,自然出現問題的時候,就愈容易解決。比如在大街上,有人追殺你,你呼喊救命,大街上人越多,你獲救的機會就越大。 但科學實驗得出的結論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旁觀者越多的情況下,你得救的幾率越小。 為什么?這涉及到群體或組織環境中的責任界定問題。從責任的兩個維度,我們很容易看到問題的真相:人越多的情況下,人越感到這件事與我無關。 當周圍有很多可能幫忙的人時,每一個人責任感都會降低:“其他人一定會幫忙的,說不定他們已經打電話叫警察了。”每一個人都以為責任是別人的,結果卻是沒有人來擔負起責任。人越多的情況下,人越感到事件的發生過程難以控制 在形勢模糊不清的時候,每個人都希望看看別人會怎么做,以此來決定自己的行為。這種傾向就是“多元無知”:每個人都不采取措施,每個人都觀察別人,每個人都在猜測:你們是在嬉戲玩耍?還是在拍電影 如果領導喜歡象齊宣王那樣的“合奏”,同時又不對個人進行檢查與考核,那么,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南郭先生”,這是過去人民公社制度證明了的道理,優秀的制度把壞人變成好人,壞的制度把好人變成壞人!
只有壞的制度,沒有壞人:美國教授到了中國為什么也喜歡盜版?
管理:可以改造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 北京錫恩企業管理顧問公司總裁 姜汝祥什么是責任? 所有的管理都建立在一個基本的假定之下,那就是每個人都承擔自己的責任。但什么是責任?當我們講責任的時候,我們事實上是在這樣兩個前提下進行的: 第一:事情與自己有沒有聯系?與自己沒有聯系的,就沒有責任。 第二:事情的發生過程中,自己是不是能夠控制?不能夠控制的,就沒有責任。 所以,當我們說一個人不在責任狀態的時候,事實上是在說,第一,他認為這件事與自己沒有關系,第二,這件事的發生過程,他認為自己是無能為力。 而當我們說,一個人在執行的時候,不能夠有任何借口,也是指兩個意思:第一,只要是執行,那就一定是與自己有關,與自己無關,不需要你執行。第二,你不能夠控制一切,但你能夠控制自己,你并不是機器,你是一個有著主觀能動性能夠解決問題的人。 所以對于任何事情的發生,我們能夠通過控制自己來改變結果,而如果我們沒有如此行動,那么,對于那些讓我們痛苦的任何結果,我們自己要承擔百分之百的責任。 責任稀釋定律:人越多,越沒有責任! 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研究,他們讓一個人在大街上,模擬癲癇病發作,如果只有一個旁觀者在場時,病人得到幫助的概率是85%,而有五個旁觀者時,他得到幫助的概率卻會降低到31%。 在另外一次實驗中,他們讓一坐建筑屋的門底冒煙,如果只有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會有75%概率報警。然而同樣的冒煙事件中,如果看見冒煙的人是三個人,報警的概率就會降到38%。 這樣的實驗似乎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我們看來,千斤重擔眾人挑呀,人多,自然出現問題的時候,就愈容易解決。比如在大街上,有人追殺你,你呼喊救命,大街上人越多,你獲救的機會就越大。 但科學實驗得出的結論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旁觀者越多的情況下,你得救的幾率越小。 為什么?這涉及到群體或組織環境中的責任界定問題。從責任的兩個維度,我們很容易看到問題的真相:人越多的情況下,人越感到這件事與我無關。 當周圍有很多可能幫忙的人時,每一個人責任感都會降低:“其他人一定會幫忙的,說不定他們已經打電話叫警察了。”每一個人都以為責任是別人的,結果卻是沒有人來擔負起責任。人越多的情況下,人越感到事件的發生過程難以控制 在形勢模糊不清的時候,每個人都希望看看別人會怎么做,以此來決定自己的行為。這種傾向就是“多元無知”:每個人都不采取措施,每個人都觀察別人,每個人都在猜測:你們是在嬉戲玩耍?還是在拍電影
記得有這樣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美國教授。每一次來中國都是在炎炎盛夏,住陋室,穿小巷,不停地采訪、記錄。連著三個暑假都是這樣,日暮方歸,汗馬淋漓,一本牛津出版的最新學術著作就是這樣完成的,其工作精神讓人不由不敬佩。
但這位教授也有個奇怪的“嗜好”:每次到中國,總是要中國同事陪他去軟件市場,尋找中國盜版的美國軟件,樂而忘返。
,沒有壞人:美國教授到了中國為什么也喜歡盜版? 記得有這樣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美國教授。每一次來中國都是在炎炎盛夏,住陋室,穿小巷,不停地采訪、記錄。連著三個暑假都是這樣,日暮方歸,汗馬淋漓,一本牛津出版的最新學術著作就是這樣完成的,其工作精神讓人不由不敬佩。 但這位教授也有個奇怪的“嗜好”:每次到中國,總是要中國同事陪他去軟件市場,尋找中國盜版的美國軟件,樂而忘返。 我們也許能理解這位教授的“嗜好”,那些剛出爐的軟件,在美國本地買,實在是太貴了,也許貴到連教授也買不起的地步。但美國為什么沒有盜版軟件?關鍵在于,美國的制度環境下誰敢做? 我們也在報紙上看到,美軍在伊拉克如何虐待俘虜,做了很多讓我們看來無法理解的事,美國軍事法庭還起訴了一批虐待俘虜的士兵。看來美國人和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一樣,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一旦脫離本土制度約束,人性中的弱點都會出現、甚至放縱,哪怕是教授,更遑論軍人。 教授買盜版軟件與軍人虐待被囚戰俘,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從中可以認識制度與人性的關系:是以制度約束人性弱點,還是以改造人性來改變世界? 作為管理者,我們需要懂得的是,我們的員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我們不在制度上下功夫,而企圖改造人性,能打造出多少圣人?誰又是圣人?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這就是我的結論! 我們也許能理解這位教授的“嗜好”,那些剛出爐的軟件,在美國本地買,實在是太貴了,也許貴到連教授也買不起的地步。但美國為什么沒有盜版軟件?關鍵在于,美國的制度環境下誰敢做?
我們也在報紙上看到,美軍在伊拉克如何虐待俘虜,做了很多讓我們看來無法理解的事,美國軍事法庭還起訴了一批虐待俘虜的士兵。看來美國人和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一樣,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一旦脫離本土制度約束,人性中的弱點都會出現、甚至放縱,哪怕是教授,更遑論軍人。
教授買盜版軟件與軍人虐待被囚戰俘,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從中可以認識制度與人性的關系:是以制度約束人性弱點,還是以改造人性來改變世界?
?你們倆誰對誰錯? 這就是責任稀釋定律——責任在人多的環境中,就會像化學溶劑一樣,會被稀釋,人越多,個人責任感就越淡薄。 為什么越重要的事,越沒有人做? 在實際執行中,很多管理者都是這種責任稀釋現象的受害者。因為他們想當然地以為,一件事情越重要越緊急,就會有越多的人來處理。因此,他習慣于向員工不停地說明這項工作有多么多么的重要,要大家重視。 不幸的是,員工就像那些圍觀的群眾,紛紛在猜測:“到底發生什么事情?” 當管理者只關注“要不要做”,“為什么一定要做?”“做了有多大好處”這一類戰略問題,執行就出問題了,因為員工發現“越是重要的事”,就越要搞清楚“你做還是我做”? 這就是責任稀釋定律在作祟――每個人都知道事情很重要,但是沒有人會主動承擔這個沒有指向“我”的責任。 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執行中常見的誤區,管理者通常會本能地認為,重要的事=大家做,大家做=人人做;員工卻認為,大家做=別人做——都這么想,結果就是,大家做=沒人做。 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南郭先生 “濫竽充數”是我們小學時學到的一個寓言故事,我們在講到這個故事時,總是會嘲笑南郭先生。但是,從責任稀釋定律,我們立即就可以發現問題其實與南郭先無關。為什么? 首先,南郭先生為什么能混進這樣一個皇家演奏樂隊?其次,為什么南郭先生能夠在這樣一個樂隊中呆了很長時間不被發現?第三,為什么獨奏之后,南郭先生一天也混不下去了? 所以,問題的源頭在于齊宣王對樂隊“合奏”的管理制度上。在這種管理體制下,沒有明確的責任指向,大家混在一起吃“大鍋飯”,這直接導致了南郭先生的存在。我們可以想象,這支合奏隊伍的水平肯定很差,因為這種管理體制簡直就是南郭先生、北郭先生的樂土! 從南郭先生的故事,我們看到了如果責任不明,那么,員工不執行大多數情況下與員工道德無關,而與責任的界定含糊有關。三個和尚沒有水喝,不是因為和尚懶,也不是因為挑水這件事不重要,而是因為沒有一個責任明確的好制度! 我們在咨詢項目中,就希望客戶不要先入為主,先假定員工素質不高、責任心不強,而試圖通過培訓或項目來改變員工的人性。相反,錫恩認為,如果大多數員工選擇不負責任,或者進取心不強,那問題就出在制度,而不是人。 如果領導喜歡象齊宣王那樣的“合奏”,同時又不對個人進行檢查與考核,那么,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南郭先生”,這是過去人民公社制度證明了的道理,優秀的制度把壞人變成好人,壞的制度把好人變成壞人! 只有壞的制度 作為管理者,我們需要懂得的是,我們的員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我們不在制度上下功夫,而企圖改造人性,能打造出多少圣人?誰又是圣人?
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這就是我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