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誤讀《論語》了 孔子怎么可能愚民？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廖名春

我早年是做荀子的，來清華之后做出土簡帛和《周易》比較多。近年來我對《論語》比較重視，對儒學的認同感越來越強。當年我們這些知識青年都是批林批孔的時候開始讀《論語》，一開始接受的就是負面的東西，對儒學沒有多少好感。后來書讀得多了，慢慢地對儒學有了感情，但這是后來的事情。當初切入的時候是批判，不是接受和繼承。

我原來覺得《論語》通俗易懂，研究的人也多，不容易講出新東西來，所以一直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后來因為給學生開《論語》課，一投入，一深究，發現問題其實還很多，不是我們原來想象的那樣，以為大家的釋讀沒問題。

比如著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說。大家通常都認為這是宣傳愚民思想，所以對孔子有很多的批判。我原來也是這么認為的，但后來讀了郭店簡就有了不同的看法。郭店簡《尊德義》篇對這句話有解釋，認為“民可使導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導也，而不可強也”。我原來不太理解，為什么郭店簡要用強迫的“強”來解釋“知”？后來想起荀子的《勸學》篇才明白。“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這一名句，到《大戴禮記·勸學》篇中，“鍥而舍之，朽木不折”就寫作“鍥而舍之，朽木不知”。原來“知”和“折”是可以通用的。《中庸》引《詩》：“既明且哲。”陸德明《釋文》曰：“哲，徐本作知。”《尚書·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釋文》曰：“折，馬云：智也。”這說明從“知”之字和從“折”之字也是可以通用。哲學之“哲”，也可稱之為“智”，哲學也可謂之智慧之學。為什么？因為“哲”字從“折”，“智”字從“知”，“知”通“折”，自然“哲”與“智”也可通用。在《論語·泰伯》此章中，有兩個假借字：一是“由”，郭店簡《尊德義》作引導的“導”，可知當讀作啟迪的“迪”，這是我的學生李銳指出來的。第二是“知”，它的本字就是“折”，折服的“折”。為什么“不可使知之”的“知”不是本字，道理很簡單。孔子是個教書的，“弟子三千，賢人七十”，可知教的學生不少。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說民“不可使知之”，那孔子的教學就無從談起了。因為民“不可使知之”，孔子再怎么“誨人不倦”也沒有用。我們只要肯定孔子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是“有教無類”的，就勢必不能接受孔子有民“不可使知之”的說法。把這段話讀懂了，就知道孔子這句話非但不是愚民思想，而是非常強烈的民本思想，即老百姓只能去引導（迪），不能以暴力去強迫、去壓服（折）。為什么？因為孔子知道“匹夫不可以奪志”。

《論語·子路》篇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關于父子互隱的問題，這些年來爭議非常之大。劉清平、鄧曉芒他們因此批評孔子以親情為上，置國法于不顧，導致司法腐敗。郭齊勇等學者維護孔子，認為儒家講父子互隱情有可原，他用西方的司法制度解釋中國的這個問題，說這就是直系親屬拒絕作證，讓親人從證人席上走開的精神。上課時，有學生告訴我，說《浙江學刊》上有王弘治的文章，認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中的“隱”不是隱瞞的意思，這個“隱”原來是木字旁的那個“檃”。“檃”原本是一種可以使曲木變直的工具，作為動詞，則有糾正的意思。所以，孔子講“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不是說父親包庇兒子的錯誤、兒子包庇父親的錯誤，而是說父親要能糾正做兒子的錯誤，兒子也要能糾正父親的錯誤。我非常贊賞這一解釋，著文做了補充證明。《荀子》和《孝經》都有“諍子”的記載，孔子說：“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這跟“父為子隱（矯正），子為父隱（矯正）”是一樣的道理。因為兒子能夠糾正父親的錯誤，父親就能夠少犯錯誤。如果相互包庇，問題就會越搞越大。父親替兒子隱瞞錯誤、兒子替父親隱瞞錯誤，這怎么能夠叫做“直”呢？在孔子的學說中，家國是同構的，家是縮小的國，國是放大了的家。孔子為什么重視孝道？因為在家不孝，為國就不能盡忠。只有家之孝子，才能成為國之忠臣。所以孔子強調孝道，其實是為治國服務的。古人說“室不掃，何以掃天下”，也是基于家國同構這一精神。《大學》所謂修齊治平，也是如此。如果在家里，父子之間可以互相包庇，隱瞞錯誤；到社會上，還能堅持公平正義，還能“天下為公”嗎？顯然，孔子是不會同意的。“修道是謂教”，在社會上是如此，在家里也當是如此。基于這些了解，把“父子互隱（隱瞞）”讀為“父子互檃（矯正）”，顯然更合乎孔子的思想。至于基于誤讀而攻擊孔子搞“司法腐敗”，只能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季氏》篇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大家把“畏”解釋為畏懼。這是講不過去的。實際上，“畏”是“敬”的意思，《廣雅·釋訓》：“畏，敬也。”不是說君子害怕圣人之言，而是君子敬重圣人之言，敬重天命。孔子講“后生可畏”，也不是說害怕后生，而是因為后生表現突出，所以他敬重他們、看重他們。

還有，孔子講“朝聞道，夕死可也”，我們以前都把這句話理解為早上我知道了真理，晚上就死都無所謂了。這種理解也是不對的。孔子不是以求“知”為第一要務的人，相對于“道問學”來，孔子更重視“尊德性”。孔子周游列國，不是去求道的，孔子對道是什么心里很清楚，他是去推廣他的道，要君主們接受他的道。因此，這里的“聞”，決不能訓為“知”，而應訓為“達”。“聞”有“達”之訓，最熟悉的就是諸葛亮的《出師表》，“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這里“聞達”并舉，“聞”跟“達”就是同義詞。《論語·顏淵》篇里面孔子跟子張也有過討論，子張認為“聞”跟“達”是一個意思，但孔子認為“聞”跟“達”不同。孔子這種講法在當時有特別的用意，是臨時措意，而非一般義。在一般的語境中，“聞”跟“達”是同義詞，所以子張以“聞”釋“達”。“朝聞道，夕死可也”即“朝達道，夕死可也”。孔子不是說早晨知道真理就可以死了，而是說達到、實現了理想，晚上就可以死了。如果說“朝聞道，夕死可也”是“朝知道，夕死可也”，那孔子在周游列國前早就死了。孔子周游列國不是為了求“道”、知“道”，而是為了達“道”，為了推行他的治國之道，實現他的治國理想。

這些例子在《論語》里面是有普遍意義的。很多人以為《論語》好講，實際上并非如此。要理解孔子的真精神，就要讀懂《論語》。要讀懂《論語》，就要解決《論語》的誤讀問題。這幾年我已經就《論語》的誤讀問題寫了十多篇文章，以后準備再寫一些，到一定時候出一個論文集。力爭還原真相，將《論語》一些事關孔子思想原則的重大問題的誤讀解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