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與皖南事變有關。1941年1月，國民黨在皖南發動突然襲擊，企圖消滅新四軍。皖南事變發生后，針對復雜的形勢，毛澤東借用劉備伐吳戰敗身亡的典故教育全黨。他說：三國時期，蜀漢所據荊州失守，蜀軍進攻東吳，被東吳將領陸遜火燒連營七百里，打得大敗，其原因就在于劉備沒有區分和處理好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確定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操”。曹劉是主要矛盾，孫劉是次要矛盾。孫劉的矛盾是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

在這里，毛澤東對《隆中對》確定“東聯孫吳，北拒曹操”的戰略方針是贊許的。諸葛亮通過對當時天下形勢的深入分析，區別了各種矛盾的主次，抓住曹劉這一主要矛盾來制定劉備集團的發展戰略，進而明確“東聯孫吳，北拒曹操”的方針。正是在這一戰略方針指導下，通過赤壁之戰等多次戰役，劉備成就了一番政績，魏蜀吳三足鼎立局面形成。但在處理諸多具體的矛盾關系時，能不能始終看清主要矛盾所在，并不是件簡單的事，稍不冷靜，就會鑄成大錯。劉備派關羽鎮守荊州，但關羽剛愎自用，與東吳交惡，結果敗走麥城，身首異處；之后，劉備不聽勸諫，感情用事，出兵伐吳，顛倒了矛盾的主次，破壞了孫劉聯盟，結果兵敗彝陵。

聯系當時的形勢，毛澤東舉這個例子，意味深長。皖南事變后，在如何對待蔣介石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問題上，黨內出現了不同意見。有些同志認為，皖南事變可能會“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勢，重演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國共合作全面破裂”，所以應該對國民黨立即進行全面反擊。這種想法事實上沒有擺好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位置。當時，黨對形勢的基本判斷是，“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全國各派力量應該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皖南事變固然使階級矛盾在局部領域激化起來，但整體上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主次關系并沒有變化，因此，正確的選擇是對國民黨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反擊，以達到在斗爭中求團結的目的。否則，“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矣”！因此，毛澤東這個時候以劉備兵敗東吳為例，就是告誡全黨要分清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統一認識，以避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分裂。

引發毛澤東另一次評點《隆中對》的，是《古文辭類纂》收錄的蘇洵的《權書·項籍》一文，并涉及諸葛亮為劉備集團提出的另外一個發展戰略。

蘇洵認為，諸葛亮只以關羽守荊州而以主力到西蜀建立根據地，很難實現兩頭兼顧的目的。孔明以為有高山險隘相阻，就可以免于滅亡，而實際上西蜀之險，守不可出，出不可繼，保證安然偏于一隅都很困難，以此為根據地圖取中原就更不可能了。蘇洵還形象地舉了一個例子：要成為富人，必須占據四通五達之都，收取天下之利。而賺到一點小利，就藏在家里，天天守著，是求不失，不是求富，要是來了大盜，又怎么知道真的不會失去呢？

毛澤東贊同蘇洵的這一觀點，并批注道：“其始誤于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

毛澤東對《隆中對》在戰略上的這個失誤的批評，是有道理的。

兵法曰：“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而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因此，集中優勢兵力戰勝敵方，特別是己方處于劣勢時，主動調動敵方而不被敵方調動，使己方兵力相對集中，敵方兵力相對分散，各個殲滅分散之敵，便成為用兵者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則。然而《隆中對》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違背了這一原則。按照《隆中對》的部署，劉備“跨有荊、益”之后，將面臨這樣的形勢：既要派兵守衛荊州門戶，又要費力經營川蜀；“一旦天下有變”，還要兵分兩路，進取中原，“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劉備則“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更為不利的是，荊、益兩州相距千里，更有“難于上青天”的蜀道相隔，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兩路兵力很難相互呼應，協同作戰。真可謂“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待到后來，關羽鎮守荊州，守衛門戶；孔明留守成都，鞏固后方；劉備駐守白帝城，以應東、西之變，更是“三分兵力”矣。倘若實力足夠強大，客觀條件對自己足夠有利，則二分、三分兵力或當無妨。但實際上，從當時實力對比看，蜀國力量最為薄弱（漢末十三州，魏占其九，吳、蜀各占其二）。本就力量單薄而客觀條件又不允許，卻二分以至三分兵力，正如毛澤東所言，“安得不敗”？

毛澤東深諳中國古代兵法，經常強調“一個拳頭打人”，并且在中國革命戰爭實踐中導演了多次“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經典戰例，對于《隆中對》在戰略上的失誤，當在深諳之中。

英國學者邁克爾·愛略特·巴特曼稱毛澤東“既是最偉大的政治家，又是最偉大的軍事家”。毛澤東對《隆中對》的這兩次評點無疑很好地印證了這個評價。在皖南事變后極其復雜的政治局勢下，著眼長遠，著眼全局，以劉備違背《隆中對》確定的“聯吳抗曹”方針導致兵敗之典故，教育全黨分清矛盾主次，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作為偉大政治家的過人氣魄；而在贊同蘇洵文章的批注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劉備之敗“其始誤于隆中對”，認為《隆中對》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是一個戰略失誤，道前人之所未言，則充分體現了他作為偉大軍事家的獨到眼光。

回味毛澤東對《隆中對》一褒一貶的評點，褒其之所是而貶其之所錯的辯證分析，從方法論上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