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解放思想永無止境，實事求是當無禁區。

8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官方和民間料將舉行隆重活動，緬懷這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偉人離世轉眼已17年，但是，就治國理政的路線、方針、政策而言，今日中國仍可說處于廣義的“鄧小平時代”。在中國應對社會、經濟、政治體制轉型帶來的嚴峻挑戰，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頭，如何繼承鄧小平，超越鄧小平？誕辰紀念為思考這一重大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機會。

鄧小平留下的政治遺產是異常豐厚的。他順應歷史潮流和民心所向，提出了一整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過，他思想中最可寶貴的精華便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也是他的世界觀最鮮明的特征。正是依靠“真理標準大討論”，他果斷終結了“階級斗爭為綱”，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后來，他又提出中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據此制定了“三步走”戰略。而最能反映他實事求是品格的，就是他對中共內部“極左”思想的鮮明態度。從上世紀70年代末實現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到90年代初南方談話，他對極“左”的危害一直有清醒的認識，對極“左”路線的卷土重來保持高度警惕。特別是他在南方談話中公開提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比右更危險，表現出巨大的勇氣和智慧。這對于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偉大貢獻。

當時，正值蘇東劇變不久，“左”的思潮一度甚囂塵上，改革處于停滯狀態，經濟連續三年低迷。鄧小平深刻地指出，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做出的這些論述基于歷史，又開創了歷史。這是他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亮麗謝幕，其表態可視作鄭重的政治囑托。

20余年彈指一揮間。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可觀，中國改革也步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面臨著極其復雜的利益格局和社會矛盾。不少人提出“超越左右”，以謀求改革共識。還有人士認為，左右之分已是過時的政治修辭，不能概括當下的現實。這些看法都不無道理。不過，對重要范疇的討論，需有一致的內涵與外延。在中國現實語境中，鄧小平對左與右的理解依然成立，鄧小平關于“主要是防止‘左’”的遺訓仍然有現實意義。

應當承認，當今從內心頑固堅持意識形態原教旨主義的人已經不多了，即便在對改革開放路線牢騷滿腹的人士中，公然主張走計劃經濟的回頭路、甚至向往“文革”的人也是少數。但“左”的慣性仍然強大，傳統的教條、口號，無形的棒子、帽子，仍在壓制人們尋求改革突破的熱情。“左”的思潮還表現在對全面改革的認知上，特別是在國有資本的戰略性調整、基層民主建設、司法改革和輿論監督等方面。此外，無論是老“左”還是新“左”，均樂于為“大政府”背書，為權力站臺。我們無從驗證這是理念使然，抑或只是一種面具，客觀事實是他們很少主張“把權力關進籠子”，以法治的力量制約權力。這就為形形色色的腐敗扮演了鳴鑼開道的角色。驗之以周永康、薄熙來等腐敗分子的言行，顯示“左”與腐敗有著相輔相成、一表一里的關系。“左”，正可成為腐敗分子的護身符。

如同任何偉大人物一樣，鄧小平也存在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早在1980年所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報告中，鄧小平便提出“權力過分集中”問題，主張對權力加以約束；同年底，他強調指出：“要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今后也決不允許有任何動搖。” 但是，時至今日，這些問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

不過，偉人未競的事業，正是后輩政治家建立歷史功業的起點。中共十八大以來，決策層努力全面深化改革，并通過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動，樹立了領導威望，凝聚了黨心民心。下一步建設法治國家方針明確，部署有力，則不僅是反腐的治本之策，而且可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供可靠的制度環境。倘能真正實現依憲治國、依法治國，所有公民的權益將得到平等保護，從而實現真正的“超越左右”。

“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解放思想永無止境，實事求是當無禁區。為了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一切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都應沖破，一切阻礙民主與法治進步的禁錮均應擯棄。惟有如此，改革開放才能取得一次又一次新飛躍。這是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和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