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的思維方式

《系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張載解釋說：“形而上者是指無形體者，形而下者是指有形體者”。可見，這是古人對物質世界二種存在形式的劃分，是個偉大的科學概念。所謂道，實際上是指人們無法感知的自然場，它從根本上形成并控制“形而下者”（即“器”）的物質。所以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正是由于“道”、“器”的主從關系和辯證統一經典理論的確立，才形成輝煌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我們熟知的西方文化（即現代科學）是一種實體論的認識方法，即注重從外部深入研究事物的空間位置、形態結構以及質量、能量、性質、內在規律等關系。而中國古代先哲向來對這些“細微末節”的深入鉆研漠然視之，而是強調通過無限的運動方式及其相互作用來探討事物的動態功能結構。

　　西方思維方式注重研究事物本身狀態，以實驗科學為基礎，其特點是局部的、靜態的，因此對事物之間的必然聯系考慮較少。而東方思維方式則注重事物相互關系及其相對穩定性的發展過程，其特點是系統的、整體的、動態的。西方科學，注重科別分工的精細，而缺乏歸納、綜合的研究方法。阿爾溫．托夫勒在《科學和變化》中說：“當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發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局部分解成盡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們非常擅長此技，以致我們竟然忘記把這一些細部重新組裝到一起。”當然，“這種解剖、分析的方法已使西方科學取得了許許多多令人贊嘆的成就，例如物理學的基本粒子學科和西醫學。……但什么是基本粒子，至今仍未找到。有興趣的是，基本粒子皆有正反粒子，皆有運動能和結合能。也就是說，又回到中華傳統文化所說的陰陽結構”（趙定理《東方時空與未來科學》）。

　　盡管西醫醫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只從受精后的形而下開始研究，而對于生命奧秘、本原乃至形而上的本體卻從未涉足。而中醫學認為“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以上是說，生命來源最為重要。也就是說，研究人體，理應從形而上入手，才能真正把握醫學之真諦。有趣的是，現代科學成果六十四個遺傳密碼與古老的六十四卦全部物象對應，不謀而合。不僅如此，我國西藏密宗身心修煉的“三脈七輪”之說中，心輪有八脈，喉輪十六脈，頂輪三十二脈，臍輪六十四脈。筆者以為，天人之間密吻合拍的韻律關系將是二十一世紀重大科研課題！正如南懷瑾先生所言：“一旦東西方文化相互發明，則不旦對于人體生命神秘的研究，有更為深入的新發現，同時對于人類醫學也必有更為重要的貢獻”（引自《道家．密宗與東方神秘學》）。

　　綜上所述，形上、形下的主從關系和辨證統一經典理論即為大易之旨，故《周易》上經為氣化之始，首于乾坤；下經為形化之初，端于咸恒。

　　關于“形而上”“氣”的層次，不僅是《周易》的核心，而且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國外科學家稱贊中國傳統科學文化就是“氣”的文化，真是一語道破了“天機”。《馬氏文通》說：“《易經．系辭》其神化；《禮記．檀弓》其神疏；《左傳》其神雋；《論語》其神淡；《莊周》其神逸”。又說：“《國語》其氣樸；《國策》其氣浩；《史記》其氣郁；《漢書》其氣凝”。以上對秦漢前后一些經典著作，就是從“形而上”的層次，即從氣韻、神韻的角度進行評價。對每部書雖然僅用了一個字，卻已畫龍點睛地再現出該書的特點。

值得稱道的是，中國古代的琴棋書畫。

　　西方繪畫注重反映再現，講究比例、焦點、透視等。而中國畫則強調陰陽向背、虛實疏密和留白等手法，要求“意存筆尖，畫盡意在”，以形寫神，形神兼備。從而在世界美術領域中獨樹一幟，自成體系。

　　中國書法講究錯綜變化、疏密有致，一氣呵成，氣韻畢現。上乘書法，給人以“飄若游云，矯若驚龍”的感覺。

　　中國圍棋僅僅黑白子，下起來令人眼花繚亂，變化莫測。唐朝據說有下“盲棋”（即不用棋盤與棋子，憑借口述來下棋）的人。唐玄宗時，“棋待詔”（陪皇帝下圍棋的官職名）王積薪是無敵于天下的“國手”。天寶十五年秋，安祿山叛軍逼京，王積薪隨玄宗匆匆向蜀地逃奔。一日，王積薪夜宿于山村一位孤寡老婆婆家，該戶僅婆媳兩人。當時“積薪棲于檐下，夜闌不寐”。忽聽黑屋內婆對媳說：“夜長睡不著，咱下盤圍棋吧！”媳婦欣然從命。屋中即無燈光，也不用棋盤和棋子，怎么下法呢？王積薪附耳門扉偷聽婆媳對弈。原來婆媳只用口弈，而且每下一子，都經周密計算，直至四更時分，共走了三十六著。婆婆說：“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子）耳！”王積薪對婆媳下的每一步棋，熟記在心，覺得棋勢海闊天空，深不可測。經他定名，將這局棋稱“鄧艾開局勢”。

　　圍棋棋盤共三百六十一路，除去中間一點，恰合三百六十周天之數。棋盤一分為四，代表四象（即春夏秋冬）。每象限九十路為一季之天數。周路七十二，對應一年七十二候。黑白兩色，表示陰陽觀念。其四角各一，四邊正中各一，中央為一，恰合洛書九宮圖。古人云：“能數盡天星，才遍知棋勢”。可見圍棋如同八卦一樣，變化無窮。

　　《易》與音律吻合，六十甲子納音說出于大衍之數。明代大儒朱載堉在《律呂精義》中說到河洛數理與音律之關系：“洛書之數九，故黃鐘之律長九寸，因而九之，得八十一分，與縱黍之長相合。河圖之數十，故黃鐘之度長十寸，因而十之，得百分，與橫黍之廣相合。蓋河圖之偶，洛書之奇，參伍錯綜，而律變二數方備。此乃天地自然之妙，非由人力安配者也。”

　　關于音樂，古人認為與方位、氣候有密切關系，音樂從天而降，從地而生。《樂記．樂禮》：“樂者，天地之和也”。傳說黃帝時代，其樂師伶倫以昆侖解谷所產之十二竹管并排一起，將這些竹管依次埋入空虛中之地下，在竹內放入葭灰（即以蘆葦燒成的灰）。竹管一端整齊，一端依次長短不齊；齊的一端在地面，不齊的一端在地下。當冬至一陽生時分，第一根竹管有氣沖出灰飛，吹起了黃鐘的宮音。黃鐘音響表明天地一陽來復之初態。同樣，人體之氣脈，也像大地之氣機一樣，隨著氣象變化而律動（引自《道家．密宗與東方神秘學》）。

　　據史書記載，孔子鼓琴于室，顏回自外入，琴音有貪殺之意，怪而問之。孔子說，我鼓琴，見貓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此貪殺之意，遂顯示絲桐。可見樂理奇妙精微若此。春秋時還有“高山流水”，知音難遇的故事。說的是，俞伯牙撫琴沉思，其意在高山；旁邊聽琴的鐘子期說：“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又彈之，其意在流水；鐘子期聽了說：“美哉湯湯乎，志在流水”。只兩句點出伯牙心事，使伯牙大驚，從此二人遂成莫逆之交。古人認為，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

　　古人認為音律與天文歷數相合，如用十二律對應十二月，同時也同十二星次，十二地支發生關系。《左傳》曰：“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所謂五聲，即宮、商、角、羽、徵五音。五音上應五星，下應五行。五音再加變宮、變徵，共為七音。依據“三分損益法”產生五音、七音，繼續作下去則得六律，七律至十二律。“一律所生，各有五音，十二律而生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曰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引自張介賓《類經圖翼．律原》）律呂可表示宇宙氣機變化，音律與歷數密不可分。

　　中國的十二平均律傳入西方，曾經震撼歐洲樂壇。總之，古代“樂禮之論”與易理處處吻合，其中奧意，值得今人大力開掘！《莊子》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由此可見，音樂之理與易卦可等量齊觀。

　　歐洲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普里津高說：“中國文化是歐洲科學靈感的源泉”。李約瑟博士認為，歐洲近代文明和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輸入有著直接的關系。他列舉了二十六種中國古代重大發明傳入歐洲，使西方的科學技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指南針、印刷術、火藥等三大發明，被馬克思、恩格斯“看作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前提”，“是資本主義社會誕生的助產婆”。世界公認中國是“世界發明的搖籃”（李約瑟語），而更認識到《周易》是“萬有概念寶庫”，“萬有無雙的原理”。從十七世紀開始，特別是本世紀近幾十年來，西方通過研究《周易》，已經啟迪出許多新的學科、理論與科學技術。無怪乎有人說：“《周易》不僅具有歷史性，而且具有未來性，有其世界意義。”“從萊布尼茨、牛頓、愛因斯坦等現代科學奠基人，與我國古代思潮中‘活’的東西之間的距離，只有八卦才是唯一的橋梁”（引自吳漱泉《易經入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