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思想綜合分析
葉福翔
提要：本文以思想分析為主要方法，結合史料考證，在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對《周易》思想、作者及成書年代作了綜合考察，提出《易經》是西周卜筮官員們匯集的卜筮記錄，經殷商草創、西周漸成、孔子編定；《易傳》是對《易經》的義理發揮：《象》是純粹儒家之作，《彖》是儒道融合奠基作，《系辭》和《說卦》是儒、道和陰陽思想綜合作。《易傳》各篇作者為：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辭》，丁寬作《說卦》，楊何作《文言》，田王孫作《序卦》和《雜卦》。
《周易》思想的性質判定問題，是易學研究的根本問題之一，在60年代初的易學討論中，馮友蘭先生的“《易傳》的哲學思想”①和“《易經》的哲學思想”②兩文對該問題作過總體探討， 80年代初張岱年先生“論易大傳的著作年代與哲學思想”③和余敦康先生“從《易經》到《易傳》”④等文又作了總體研究，在朱謙之、金景芳、張立文、朱伯昆等的易學專著中也可看到對該問題的獨到見解。同時，《周易》成書年代及相應作者問題，也是易學史上爭辯已久但仍無公認定論的重大問題，相傳“伏羲制卦、文王系辭、孔子作傳”，而后衍成“易林三千”，但自宋代歐陽修《易童子問》揭證“系辭”、“文言”諸篇非孔子所作以來，歷代考證不斷，近現代康有為、梁啟超、顧頡剛、余永梁、郭沫若、聞一多、李鏡池、高亨等從史料、訓詁等角度深刻研究過該問題，70年代香港蒙傳銘的“周易成書年代考”⑤和80年代臺灣王開府的“周易經傳著作問題初探”⑥等也頗有創見。顯然：任何思想必定與特定的作者相聯系，特定作者又必然與一定的時代相對應，因此，《周易》思想，作者及其成書年代問題是相互關聯的同一系列問題，本文試圖以思想分析為基本方法, 結合史料考證, 即通過將《周易》思想與諸經、諸子思想相比較，兼取《尚書》，《左傳》、《國語》、《史記》、《漢書》中的史料和考古發現為證，在前人時賢研究成果基礎上對《周易》思想及其作者和成書年代再作一次綜合論證。
一. 《易經》思想及其作者
1. 《易經》非周公所作、也非出自孔子
通觀《易經》（卦象及卦爻辭），不能否認其為卜筮之象和占斷之辭，其占斷的范圍涉及當時社會生活各個側面，表現出一些樸素的思想，包括何種情形為“吉”,何種為“兇”，何時“有利”，何時“不利”，等等，其中貫串全經有一種對“君子”、“大人” 和“小人”無 向性的總體思想值得注意，如：
“利見大人。”（《乾》等）
“君子吉，小人否。”（《遁》）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大壯》）
“小人無咎，君子吝。”“君子無咎。”（《觀》）
“小人吉，大人否亨。”（《否》）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
< 這決不是站在帝王立場能說出的話，象周公站在君主立場強調“重小民”、“敬德保民”的思想就與此不同，試看《尚書》中記載的周公思想：
“嗚呼！小子封，恫 乃身，敬哉！天畏 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 民。”（《尚書．康誥》）
“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徽柔懿恭，懷保萬民，惠鮮鰥寡。……用咸和萬民。……則皇自敬德……”（《尚書．無逸》）顯然與《易經》總體思想有異，綜合《尚書》中記載的周公言行和周公本人從未提過《易》且繼承了殷人龜卜傳統“乃卜三龜，一習吉。”（《尚書．金滕》）可以認定周公本人未作《易經》。同樣，《易經》中“開國承家”類思想也不會出自底層平民。這樣，《易經》就只能是既非君主、又非平民的中層人士所作，孔子和后來通稱的士階層就是這類中層人士的代表。
但《論語》中記載的孔子思想卻有抬舉君子、貶抑小人的 向：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論語．子路》）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論語．季氏》）
樊遲請學稼，……請學為圃，……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論語．子路》）
這些思想及其語言風格也都不同于《易經》，故《易經》也不會出自孔子。
2. 商代無《易》
卦爻辭是否會成于周公之前呢？由于《尚書．商書》中找不到《易》的記錄，箕子傳授武王“洪范九疇”（見《尚書．洪范》）時也只字未提《易》（如商代有《易》，則作為紂王親戚的箕子必知《易》。箕子能將包括五行說在內的“洪范大法”傳給武王，有《易》的話也無必要保留。），加上甲骨文中無“卦”、“筮”、“蓍”、“或”、“國”等字，故可以判定通行本《易經》不是出自商代。考 慮到周人文化應低于殷人文化的歷史推定⑦，“文王拘而演《周易》”就不足信了。
然而殷商卜筮之風很盛，考古發現的甲骨卜辭和數字卦顯示著殷商文明與《易經》有或多或少聯系── 從現今已有發現看：商代的數字卦多為六位一組⑧，與《易經》卦象六爻同構，故易卦源于筮數之說是合理的⑨； 同時，因龜殼裂紋確似卦象, 故卦象出自龜卜之說⑩也是合理的(關于這一點, 如果經濟條件和養龜繁殖允許, 甚至可以用正交試驗設計法進行實驗驗證)。卜象和筮數應是產生卦象的兩大實踐源泉。
卜辭與卦、爻辭之間存在一些類似, 如：
卜辭 卦、爻辭
利；不利 利；無不利；無攸利
吉；大吉；弘吉 吉；大吉；貞吉
若；弗若 若；如；不如
貞我旅吉。 旅貞吉。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
由此推知：盡管商代無《易經》，但盛行于殷商的以龜卜成象、筮數成卦的卜筮實踐確實奠定了卦象的基礎，卜辭已經開始為卦爻辭作資料積累，是卦爻辭的初始形態。
漢代鄭玄之后，歷代都有人引《周禮．春官宗伯．大卜》證明有夏易《連山》、商易《歸藏》，這實在是誤會，請看《周禮．春官宗伯》原文：“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 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明明是說連山、歸藏、周易為三種方法，怎么就會因后來有《周易》之書名而推出有三種《易經》呢？既使有三種《易經》，也都是周代共存的三種《易》，決不是夏、商之《易》。── 更有孔安國《尚書序》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中國文字至商代甲骨文、金文才較為成熟，夏代陶符似還不足以記《典》，何來《三墳》《五典》？純屬托古崇古之為。
至此，說明周代以前也不存在《易經》。
3. 周代卜筮史官作《易》
從《周禮．春官宗伯》中可知：西周設有大卜、龜人、占人、筮人等卜筮官職，其官種之繁、人數之多在歷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這些卜筮官員的工作任務應該就是將卜筮結果及應驗情況記錄下來，其最后成果自然應該就是《易經》，現存《易經》卦爻辭中有些占斷顯然不是一次卜筮記錄而成，例如:
“坤: 元亨, 利牝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 先迷后得主, 利; 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 安貞吉。”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
“睽．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無咎。”
“ ．初六：系于金怩，貞吉；有攸往，見兇； 孚嘀躅。”
“巽．九五：貞吉；悔亡；無不利；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遁．九三：系遁有疾，厲；畜臣妾，吉。”
如《易經》系一人所作，顯然無必要在同一斷語中重復多個“亨”、“吉”之類的詞，故看來《易經》非一人一時所作。顧頡剛先生曾從卦爻辭中的故事推斷《易經》著作年代當在西周初葉11，這僅是從歷史可能性考慮，如再結合知識積累的邏輯考慮，由卜筮記錄積累成《易經》規模需要相當長時間，故《易經》的形成年代極可能綿延于西周三百多年間，作者應是多位卜筮史官。
4. 孔子編《易》
另一方面，由于有案可稽的最早《易經》應用史實是公元前672 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這說明在孔子(551-479 B.C.)之前的公元前672 年《易經》就已經成書或初具規模。這從歷史的角度否定了孔子作《易》，可與前述從思想角度的否定相補充。
然而，《易經》的語言風格與《詩經》、《春秋》確有相似之處12，不比《尚書》古奧，如：
《易經》 《詩經》
或躍在淵（《乾》） 魚潛在淵，……或潛于淵（《小雅．鶴嗚》）
王用出征（《離》） 王于出征（《小雅．六月》）
受茲介福（《晉》） 報以介福（《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
系于苞桑（《否》） 集于苞桑（《唐風．鴇羽》）
君子于行（《明夷》） 君子于役（《王風．君子于役》）
《易經》 《春秋》
童蒙求我（《蒙》） 齊人救邢（《閔公．元年》）
高宗伐鬼方（《既濟》） 晉侯伐衛（《文公．元年》）
震用伐鬼方（《未濟》） 楚人伐吳（《定公．二年》）
利牝馬之貞（《坤》） 考仲子之宮（《隱公．五年》）
公用亨于天子（《大有》）公會鄭伯于垂（《桓公．元年》）
這從一個側面表明《易經》與《詩經》和《春秋》的形成年代不會相差太遠，有可能是孔子統一編定。
于是，從歷史與邏輯相結合考慮，符合史實的《易經》成書經過的邏輯推斷是：
《易經》是西周時期將卜筮卦象與有應驗的卜辭結合起來的卜筮記錄，作者為西周多位卜筮官員。西周末年，社會動蕩，王權衰而諸侯興，于是一些卜筮官員攜《易》投奔諸侯。春秋時期，魯國文化發達，必有《易經》傳入，《易》在傳抄過程中難免添加減漏，這應是后來形成多種《易經》抄本的根源。孔子早年可能傾力于《詩》、《書》、《禮》、《樂》而未注意《易經》（這從《論語》中多次提及《詩》、《書》、《禮》《樂》的內容可以看出），到晚年才“晚而喜《易》”，驚呼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于是“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而編定《易經》（包括卦序和卦爻辭），傳與門人，奠定今日通行本《易經》之基礎──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孔子作書編冊之艱辛可以想見，竹簡之錯漏脫落當屬常事，故編《易》時可能發現個別中斷或不連貫處，于是孔子自行補入──這應是有些爻辭與前后爻辭關系不大的原因，如乾卦“九一”、“九二”、“九四”、“九五”、“九六”各爻都講“龍”，唯有“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講君子等。《易經》也只有通過孔子經手并以其所創之師授徒式教育體制代代相傳，才得以發揚光大。
5. 關于《易經》思想和作者的結論
至此，得出《易經》草創于殷商、漸成于西周、編定于孔子的分析結論，《易經》思想總體上是西周時期掌握知識的中層卜筮官員對世界事物的認識。這一結論可以較圓滿地解釋《易經》的思想、形式、作者以及卦爻辭中記錄的“高宗伐鬼方”、“晉侯以錫馬蕃蔗”等故事，不致于產生邏輯矛盾和歷史矛盾。
二. 《易傳》思想及其作者
通觀《易傳》（《十翼》），義理廣博，構思宏大，尤以《大象》、《彖》、《系辭》最具獨創性。《易傳》各篇思想各異，這為以中國哲學發展史為背景分析各篇思想、作者及作成順序提供了條件。
比較《易經》與《易傳》，發現《經》、《傳》聯系的關鍵是《大象》。如果沒有《大象》將“卦象”發為“義理”、貫通“象”與“理”，則純從經文引理之《小象》、《彖》、《文言》和越經大論之《系辭》、《說卦》皆似浮萍，故筆者非常贊同劉大鈞先生《大象》作于《彖》之前的觀點13并認為《大象》是《易傳》中最早之作。
1. 《大象》
《大象》之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有只講“君子”不講“小人”的特點，如：
“君子以自強不息”（《乾》）
“君子以厚德載物”（《坤》）
“君子以容民畜眾”（《師》）
“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履》）
“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否》）
“君子以振民育德”（《蠱》）
“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臨》）
“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習坎》）
“君子以虛受人”（《咸》）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
“君子以恐懼修身”（《震》）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
與前述孔子思想相比，這些思想除“君子以恐懼修身”外都立論更高，有“青出于藍而青于藍”之感；孔子講“君子坦蕩蕩”（《論語．述而》）和“君子不憂不懼”（《論語．顏淵》）， 這與“君子以恐懼修身”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故《大象》不會是孔子所作。 仔細與《論語》中各種記載比較，發現與曾子的思想和語言風格極為相似，例如：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
“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泰伯》）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泰伯》）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泰伯》）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
“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
“君子以恐懼修身”與“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以振民育德”和“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等思想都極為相似，“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和“君子思不出其位。 ”僅一字之差, 這決非偶然，應是曾子作《大象》之內證，這些思想也與《大學》“修齊治平”的主體精神一致，故《大象》作者極可能是曾子。
2. 《小象》
《大象》既出，仿之作《小象》當在情理之中。觀析《小象》，發現“中”、“正”思想較濃，如：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需》）
“訟，元吉”，以中正也。（《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師》）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比》）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履》）
“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泰》）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同人》）
“嗚謙貞吉”，中心得也。（《謙》）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豫》）
等等。這與《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思想相合，故若《中庸》為子思所作，則《小象》也可能是子思所作。
嚴靈峰先生基于《小象》“與爻辭接近、似墨子《經說》之于《墨經》”而認為《小象》是《易傳》中除《彖》外最早之作14, 事實上《小象》之所以與爻辭接近，只是因為它在語句結構的前半段都是抄錄爻辭(是爻辭的不完全集)而已; 《小象》的獨創性主要體現于其語句的后半段，即上述“中”、“正”思想，此外，《小象》有聯系“數”與“義理”的功能，而“數”由“象”衍出，無“象”就無“數”，因“象”的源泉是卦象和《大象》，故《小象》不會成于《大象》之前。
這樣，《易經》→《大象》→《小象》的形成過程正好與孔子→曾子→子思授學路向相符。
《左傳．昭公二年》載：“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將《易象》釋為“上下經之象辭”當屬誤釋──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那時曾子(505-432 B.C.)尚未出生，孔子(551-479 B.C.)也才10歲出頭，儒家老祖宗還是小孩, 怎么會有表現儒家思想精義的《象》辭呢？筆者認為此處《易象》是指配上卦象的一種《易經》抄本，否則也不會感嘆周禮盡在其中了。
3. 《彖》
與《象》純屬儒家思想相比，《彖》中已有道家思想和陰陽概念，如：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坤》）
“內陽而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泰》）
“內陰而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否》）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謙》）
“恒，……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
這既是《彖》晚出于《象》的內證（《老子》晚出于孔子思想），也是《彖》、《象》文化背景不同的表現：《彖》必然已受以楚文化為背景的道家的影響，而《象》則是魯文化背景下的產物。恰好《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臂子弘，……”，將此與郭沫若主張子弘（子弓）作《易》的論述相參15, 正好說明子弘有作《彖》的可能，結合當時的文化背景和后來荀子將子弓與孔子相提并論考慮，《彖》的作者當為子弘（子弓）。高亨先生在《周易大傳今注．卷首（三）周易大傳通說》中也說：“彖傳多有韻語……其韻字多超越先秦時期北方詩歌如《易經》卦爻辭及《詩經》之潘籬，而與南方詩歌如《楚辭》中之屈宋賦及老莊書中之韻語之界畔相合。……則彖傳可能是 臂子弓所作。”所見相同。
當然，子弘（子弓）既能作《彖》，則不能排除商瞿作《象》的可能性，然而對此已無據可考。
4. 《系辭》
《系辭》是《易傳》諸篇中篇幅最長、義理最廣博之作，其思想已融儒、道和陰陽觀念于一體，如：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系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陰陽觀念早在公元前780 年“西周三川皆震”時就被提出：“伯陽甫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國語．周語上》）；《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四十二章》），首開哲學應用；《系辭》更進行了創造性擴充，但沒有象鄒衍那樣與五行說相結合，故《系辭》的陰陽思想不等于以鄒衍為代表的陰陽家的思想。同時值得指出的是：《系辭》中不含法家思想，與墨家思想的聯系也很微弱，僅有“尚賢”可通。
《系辭》行文鏗鏘有力、用語凝煉如詩，與《老子》有異曲同工之似，故陳鼓應先生力主《系辭》屬道家之作是有一定道理的16，但《系辭》中儒、道、陰陽思想共存，又決非純粹道家所能作。
據蒙傳銘的考據資料：先秦典籍中無引《系辭》的記錄,而漢初典籍《新語》中卻有一條，盡管孤證不足以定論，但仍以推斷《系辭》的創作年代當在戰國末年或秦漢之際為宜。張岱年先生認為《莊子．天下》中所載惠施的“天與地卑”是《系辭》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反命題、《莊子．大宗師》中“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是《系辭》中“易有太極”的反命題，進而從正命題應早于反命題的觀點出發認為《系辭》應作于《莊子》之前，可惜邏輯上的正反命題是相對而言的，為什么就不能認為《系辭》中的命題是《莊子》中正命題的反命題呢？而且，上述觀點在孤立應用時也可能把《禮記. 樂記》中的“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推斷為形成于《莊子》之前，造成謬誤；宋玉《小言賦》中語句也與《系辭》差異太大，不能說是引述《系辭》，所以，張先生關于“《系辭》作于老子之后、惠子、莊子之前”的論斷似嫌證據不足。
從《系辭》兼容并包儒、道、陰陽思想來看，作者當系一大思想家。戰國末期的大思想家首推荀子，此人三為稷下學宮祭灑，總結先秦各家學術而自成一家，繼往開來，以致清代學者汪中感嘆：“二千年之學，荀學也。”然而，《系辭》的思想與荀子“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很難契合，《系辭》要“兼三才而兩之”，荀子卻要“明于天人之分”，加上《荀子》中吸收有《系辭》中所沒有的法家思想，故荀子不可能作《系辭》。鄒衍的風格屬“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也與《系辭》不同。同理，《管子》、《呂氏春秋》等“兼儒墨、合名法”之作也都與《系辭》思想不符。──看來《荀子》、《管子》、《呂氏春秋》等傳世名作的作者都不可能作《系辭》。
據《史記．儒林列傳》載：“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淄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又據《漢書．儒林列傳》載：“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軒臂子弓，子弓授周丑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征為大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由此看來，身歷戰國、秦、漢三代的田何當是一位關鍵人物，此人生于匯粹天下英才的稷下學宮所在地齊國，應深知當時學術思想，也必有真才實學，方能在漢興之后傳《易》于眾。正如張岱年先生所說：“漢代以后流行的《易大傳》當是田何或田何的先師們所編定的”17，后人以為《漢書》中所述“皆著易傳數篇”已佚，實際上中國授學傳統是弟子珍惜師作，當不致于散失，故田何所作“易傳數篇”極可能就是《系辭》，無論從年代上看還是史料引證看都如此。馮友蘭先生言不能斷定《十翼》是否田何等人所作，李鏡池60年代推斷《系辭》、《文言》是田何到田王孫的口傳易傳18，張岱年先生說今本《系辭》和《彖》，《象》等篇當是田何傳下來的，均未肯定是否田何所作。如果《系辭》作于田何之前，則在先秦諸子著作中應有所反映；由于先秦諸子均未引《系辭》而漢初《新語》卻有。故從邏輯與歷史相統一考慮，可以推斷《系辭》應是田何所作。
此外，筆者認為《系辭》中的“子曰”應看作是田何的多位先師之語，不一定全是孔子所說。
5. 《說卦》
《說卦》思想與《系辭》極為相近，也是儒、道、陰陽思想并舉：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這些思想與《系辭》同源──《系辭》已提出了“二儀→四象→八卦”的衍生模式和“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的三才六爻配合論，奠定象數爻位說基義，《說卦》進一步用“陰陽、柔剛、仁義”與“天地人”三“道”相配，加強了《系辭》中的象數理論。《說卦》形成時間與《系辭》相隔不會太遠，若前述田何作《系辭》成立，則丁寬作《說卦》的可能性最大。
同上《漢書．儒林列傳》往下有：“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仇、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現《說卦》內容正好符合“訓故舉大誼”，應該就是《小章句》。從田何因丁寬東歸而說“《易》已東矣”，也證明丁寬必有創見。
當然，《序卦》也可說是“訓故舉大誼”而已，如此則丁寬可能作《序卦》，《說卦》反而應是田何之作，《系辭》則應歸于田何之師子乘，但這樣很難說明為何《系辭》未在戰國時期留下思想痕跡和影響。故仍以上述推斷為宜。
6. 《文言》
《文言》之思想，以屬儒家傳統的“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為核心，同時也涉及“天地變化”、“陰疑于陽必戰”等屬道和陰陽的思想。《左傳．襄公九年》中也有：“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干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與《文言》幾乎完全一樣。是《文言》抄襲《左傳》還是《左傳》引用《文言》？對此認識不同可導致不同假說：若《左傳》引《文言》，則《文言》早出。由于《文言》主要是儒家思想，孟子又從不提《易》，故可能與《小象》一樣同出于子思之手。合乎邏輯的推測是：子思作乾、坤兩卦《文言》后看見了子弘所作之《彖》，自認為不及，故止筆。
若《文言》抄《左傳》，則《文言》晚出。由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基義篇》引“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與《文言》似，董氏之前經典中除《左傳》外也未見有《文言》者，加上《漢書．藝文志》又著錄有易傳“《楊氏二篇》”，故《文言》作者極可能是公元前136年為《易》博士的楊何19，同時,考慮到《文言》中兼有儒、道、陰陽思想，故《文言》晚出可能性較大。
注意到漢文帝初年(約175 B.C.)所抄《帛書周易》20之《易傳》部分中只有部分《系辭》和《說卦》，可以推測首次將《象》、《彖》、《系辭》、《說卦》、《文言》與《易經》集編在一起成為《周易》的人也極可能是《易》立于官學后的首任易博士楊何，故史遷才會說：“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
7. 《序卦》
《序卦》在劉安(179-122 B.C) 門人撰《淮南子》和《九家易》時已有──《淮南子．繆稱訓》中“《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蒙傳銘認為是引《序卦》稍異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中也收集有《九家易》注《序卦》之文。但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獨未提及《序卦》和《雜卦》，故《序卦》成稿當在劉安─司馬遷時代。《序卦》通篇除“有天地，然后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和“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表現出獨特思想外，余皆卦序闡述，當出自象數派作者，最大可能是田王孫。
8. 《雜卦》
《雜卦》是唯一未見先秦諸經、諸子和漢初典籍征引的《易傳》篇章，但揚雄(53 B.C. -18 A.D.)作《太玄》時已有《太玄錯》與之相應，故《雜卦》必作于揚雄之前。從《雜卦》思想內容看，是“錯綜卦象”奠基之作，當屬象數派傳人所為。考慮到京房(77-37 B.C.)象數易學21水平已高于《雜卦》思想水平且《京氏易傳》已存、焦延壽也有《易林》傳世（盡管可疑），故《雜卦》應成于京、焦之前。由于《雜卦》中沒有孟喜提出的“卦氣說”，孟喜的四正卦、十二辟卦似也高于《雜卦》思想水平，故《雜卦》作者也可能是田王孫。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猜測《序卦》、《雜卦》是劉歆偽竄，這在時間上說不過去，連劉歆之父劉向(77 - 6 B.C.)也不可能。
9. 關于《易傳》思想和作者的結論
至此，得出《易傳》成書序為《象》、《彖》、《系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且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辭》、丁寬作《說卦》、楊何作《文言》、田王孫作《序卦》和 《雜卦》的傾向性分析結論。《易傳》總體看來兼有儒、道、陰陽思想，成書時間從戰國初起直至漢初。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易經》和《易傳》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易經》是西周卜筮記錄而成的占測事典，《易傳》則是以《經》為基礎的義理論著匯編。《易經》卦爻辭是周代各種社會活動的記錄，應有單一確定的原義；卦象則因人為取義不同而釋義千差萬別，是意義伸縮性最大的符號。《易傳》中，《大象》具有連接《易經》卦象和《易傳》義理的功能，與《小象》一道體現著儒家思想和魯文化；《彖》是儒、道首次融合的結晶，象征著楚文化與魯文化的相互交流與滲透; 《系辭》和《說卦》都是儒、道和陰陽思想綜合創造的成果，特別是《系辭》體現了《易傳》哲學的思維水平和主要思想(《易傳》哲學的提法欠精確，由于《易傳》各篇思想和作者各異，筆者認為宜稱《系辭》哲學、《彖》哲學、《大象》精神等更妥切)；《文言》、《序卦》和《雜卦》則是從不同側面對《易傳》和《易經》的補充。
《周易》思想具有復合性，純粹說是卜筮之書或哲學專著都是不全面的，這部發端于殷周、總成于西漢、歷多代士人學子編定并不斷添注的奇書，思想之龐雜不足為怪，具有周秦時代知識全書性質。正因為《周易》兼容并包，所以它才既是儒家的“六經之首”，又是道家的“三玄之一”，進而有“易道廣大”之說。
①見馮友蘭：“《易傳》的哲學思想”，原載于《哲學研究》1960年7、8期; 見于黃 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第三輯)》（以下簡稱《論文集（三）》）, 70-86頁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
②見馮友蘭:“《易經》的哲學思想”，原載于《文匯報》1961.3.7.; 見于《論文集 （三）》，87-92 頁
③見張岱年：“論易大傳的著作年代與哲學思想”，原載于《中國哲學（第一輯）》 ,北京三聯，1981；見于黃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第一輯）》《以下簡稱《論文集（一）》，411-432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④見余敦康: “從《易經》到《易傳》”，原載于《中國哲學》（第七輯），北京三聯 ，1982; 見于 《論文集（三）》，107-133頁
⑤見蒙傳銘 :“周易成書年代考”，原載于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975年3 卷1期;《論文集（一）》，366-407頁
⑥見王開府:“周易經傳著作問題初探”，原載于臺灣《易經研究論集》，黎明文 化事業公司，1981; 見于《論文集（一）》，455-466頁
⑦見余永梁:“易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原載于《歷史語文研究所集刊》， 1928 年1卷1期; 見于 《論文集（一）》，157-178頁
⑧參見張亞初、劉雨：“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原載于《考古》1981年2期; 見于《論文集（一）》，573-593頁
⑨參見張政浪:“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原載于《考古學報》1980年4期；見于《論文集（一）》，549-572頁
⑩參見屈萬里: “易卦源于龜卜考”，原載于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集刊(27)》，1957; 見于《論文集（一）》，43-63頁
11 參見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原載于《燕京學報》1929年6期, 修改后收入《古史辨》第三冊, 見于《十家論易》，92-129頁, 岳麓書社, 1993
12 參見陸侃如:“論卦爻辭的年代”，原載于《清華周刊》1932年37卷9期; 見于《論文集（一）》，249-254頁
13 參見劉大鈞：“易大傳著作年代再考”，原載于《東岳論叢》1981年6期; 見于《論文集（一）》，474-479頁
14 參見嚴靈峰: “易經小象成立的時代及其內容”，原載于臺灣《哲學年刊》第四輯(1967.6.)，見于《論文集（一）》，348-365頁
15 參見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時代”，原載于《青銅時代》，文治出版社，1945; 見于《論文集（一）》，272-293頁
16 參見陳鼓應: “《易傳．系辭》所受老子思想的影響──兼論《易傳》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統之作”，見于劉大鈞主編《大易集成》，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 136-146頁
17 同③
18 參見李鏡池: 《周易探源》，中華書局，1978, 292-324頁, 325-369頁19 參見“易學年表”，見于呂紹綱主編《周易辭典》附錄一，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2
20 參見于豪亮: “帛書周易”，原載于《文物》1984年3期; 見于《論文集（一）》，613-628頁
21 參見朱伯昆：《易學哲學史（上）》，北京大學出版社，120-145頁
* 凡未出注的思想人物,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相應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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