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把數據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并列為生產要素，并提出“健全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這毫無疑問是具有劃時代意義并且順應時代要求的正確決策。

        生產要素是一個經濟學的范疇，指進行社會生產經營活動時所需要的各種社會資源，是維系國民經濟運行及市場主體生產經營過程中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因素。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生產力條件下，生產要素是不斷演變的歷史范疇，需要在了解生產力演變規律的基礎上，認識各種生產要素的重要作用，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讓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就是在社會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基礎上，按各種生產要素在價值形成中所做的貢獻進行分配。

        土地和勞動力是農業經濟時代重要的生產要素，工業革命后，資本成為工業經濟時代重要的生產要素，并且衍生出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各類組織越來越多的生產和業務場景已經越來越數字化，生產活動中涉及到了運用大量的數字化系統、設施、設備、裝備、工藝、儀表、測試等環節均需要采集各種類型的電子數據資源，而這些數據資源毫無疑問已經成為開展有關生產活動的前提條件，沒有它們則直接影響這些生產活動，從而給相關生產力形成造成制約和瓶頸，特別是在一些需要廣泛協同的跨地域生產場景之中，正是通過網絡中流動的數據驅動了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形成和對應的生產力要素倍增，由此數據資源成為新時代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

       2019年，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我國第一次在黨的文件中將數據作為與土地、資本、勞動力、資本、技術并列的第五大生產要素。2020年4月9日，中央第一份關于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本文統一簡稱“《意見》”）正式發布。《意見》指出了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個要素領域改革的方向，明確了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具體措施。《意見》提出，要推進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加強數據資源整合和安全保護并強調引導培育大數據交易市場，為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指明了方向，對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從上面的國家頒布政策文件，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方面的要求:

       第一方面是要讓“數據”成為“要素”，這里涉及到產業全面數字化轉型這個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必由之路，對數字經濟來說，數據是基礎，也是核心。沒有數據做基礎，數字經濟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數據無以談數字經濟；而現在數字經濟下的全要素生產率中，數據要素發揮了核心的作用，恰恰是圍繞數據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才能有效發揮其他要素的乘數效應，數據不僅改變了經濟增長的結構，而且還提升了經濟增長的質量，當然也推動了生產關系的改變和調整。

      另外一方面，市場經濟要求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生產要素市場化，指生產要素在市場上通過市場交易實現流動和配置，從而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由私人部門經濟和公共部門經濟共同組成，由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共同作用。公共部門包括政府、公共事業單位、非營利組織、國際組織；私人部門包括個人、家庭、企業（廠商）。

     從微觀經濟循環的角度，各類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條件，也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重要媒介和載體，沒有完整統一的市場體系及其配置體制機制，就不可能有完善高效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僅建立了極為豐富的消費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而且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市場也得以發育并茁壯成長。

雖然我國商品市場體系及其價格機制基本已經實現市場化配置，而且絕大多數商品市場體系也已經基本完善，但是最大的一個短板就是要素市場體系建設比較滯后，特別是要素市場化配置資源的體制機制仍然不完善，要素市場體系不統一不完善，發展也不平衡不充分。

      與商品市場中有千千萬萬的品種、規格、性能的商品不同，要素市場一般品種相對單一（比如文件中重點談到五類：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數據），場所或平臺相對集中（如各地的建設用地招拍掛中心），一般具有資源優化配置功能、維護市場秩序功能、集中競價功能、資金樞紐功能和大數據匯集功能。要素市場的效率往往決定了一個經濟體的運行效率，成為國家和國家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競爭的核心能力的體現。相比較于普通經濟體，那些擁有全球要素市場影響力的經濟體競爭優勢更為突出。

      如前所述，數據經濟中各市場主體對于數據的潛在需求應該是強烈的，然而以交易的方式實現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當前卻遇到很大的問題，筆者在前面的文章應用過阿羅悖論來解釋，但我更進一步想，現在更大的問題是作為數據要素市場化供需兩側都還很不成熟，這里可以從供需兩側做一個粗略分析。

      數據要素的需求側按一般理解應該就是企業和政府部門了，可是中國當前的現狀是大量的傳統產業和政府部門數字化程度還普遍偏低，骨子里對數據要素價值思想認識不夠，數字化轉型意愿不足，不想轉、不敢轉、不會轉在各級組織領導中還是常態，而非常多的數據問題浮現出來后也是采用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臨時處置方法，沒有從治本的角度做全局統籌考慮，歸根到底還沒有認識到這是組織的現存體制機制和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筆者在工作中接觸的絕大多數數據治理或者應用需求是由組織的IT部門負責的，而所謂的需求有相當多的工作投入是要說服領導和業務人員理解數據的價值，而這類項目往往開展到后面就是淪為建個系統、套個工具、弄個建議，還常常吃力不討好，成效難以彰顯，這些都可以歸結為是需求側當前的結構性矛盾，這明顯影響對數據要素需求的顯性化。

      數據要素供給側目前來看還遠沒有“成行成市”。為了有效發展數據要素的市場供給體系，我認為除了擁有數據資源的市場主體，還要包括圍繞數據資源的相關產品和服務提供者。雖然很多組織擁有大量的數據資源，但能成為生產要素的卻還很少，能夠向市場輸出進行交易的就更少，這里面也存在大量的技術和機制瓶頸，比如數據資產的確權問題、價值評估問題、安全保障問題、信任機制問題、供需擬合問題、使用追蹤問題等等，這些都制約了數據要素的市場化供應。當前由于數據要素市場還沒有形成，所以大量的數據資源還是各類組織自產自銷，這樣客觀上形成產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數據要素生產性服務需求，而這方面供給我認為有必要根據數據要素市場化的發展需要，讓其從數據產業鏈和數字創新鏈的角度，成為圍繞數據要素交易需求所衍生出來的專門的生產性服務業態，以此作為夯實數據要素市場化交易的基礎性工作。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疫后的經濟恢復更多需要依賴數字要素的流動取代其他要素的流動，對數據要素的需求會越來越大，而當前有效供給不足的結構化矛盾也會越演越烈，亟待數據要素市場各方共同努力，找到多方共贏的合作機制，這樣才能在有序和安全可控的情況下有效發揮出數據要素的經濟價值。

(2020年12月18日初稿，如需引用，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