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前沿科技領域出現諸多“大腦”概念，如谷歌大腦，百度大腦，阿里大腦，360安全大腦，騰訊超級大腦等，城市大腦，城市神經網絡，工業大腦，航空大腦，互聯網大腦、社會腦，全球腦等。這里很多“大腦”我都沒碰過，不過根據我的感覺，很多還是名不符實的，而今天我要拍磚的是“城市大腦”。

       幾年前咨詢工作中我曾經有過一波智慧城市和數字孿生城市頂層設計（方案）操作，但當時均未觸及到城市大腦的概念，最近幾件事讓我繞不開這個話題，看了業界一些觀點解讀感覺牽強，在正本清源動機驅使之下，我經業界朋友介紹，聯系上了城市大腦這個概念的發明人劉鋒博士，并且在劉博士慷慨發來的文章幫助下，結合自己一些不成熟思考，找準班門后弄斧和大家掰扯掰扯，為了不連累其他人，我先聲明是我自己對城市大腦的認知和看法。

        引用劉鋒博士2015年在科學網《基于互聯網大腦架構的智慧城市建設探討》一文中提出定義，“在城市類腦神經系統的支撐下，形成城市建設的兩大核心：第一是城市神經元網絡（城市大社交網絡）實現城市中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信息交互。第二是城市大腦的云反射弧，實現城市服務的快速智能反應。云機器智能和云群體智慧是城市智慧涌現的核心動力。這樣基于互聯網大腦模型的類腦城市架構稱之為城市大腦。”

       阿里云創始人王堅博士曾經指出-----當下“智慧城市”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僅僅把最新的互聯網技術或者系統簡單地放到城市中，而忽略了技術或系統是否有用，“有的智慧城市建設一個電線桿上放10個攝像頭，就像一個人頭上長著20只眼睛。”與“智慧城市”不同，“城市大腦”則是先把城市發展的本源問題找到，再通過技術創新去解決問題，“城市大腦有機會讓大家思考，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個電線杠上放10個攝像頭。

      到底什么是“城市大腦”，可能對于劉博士王院士他們來說是：“道可道、非 常道”，語言是蒼白的。而我對此的認知，坦白說我認為這個“城市大腦”就是一個理想，理想沒有問題，可是這么多年的人生閱歷讓我感覺，理想往往很難說得清楚明白，我看到業界有人非要吃力地解讀，我奉勸的是：“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說的越多反而越來越不理想。當然，即使說不好，我還是愿意說說我的看法。

       顧名思義，既然可以被稱之為“大腦”，其作用和機理應該和我們人類的大腦是類似的吧，如果我們要理解“XX大腦”的時候，是不是也要先搞清楚人類大腦的作用和機理呢？

       腦子的作用是干嗎的？我不是腦科學家，說不出非常專業的腦科學名堂，可我相信，自然界眾生的腦子就是為眾生管行為的，我相信不會有人懷疑我們的行為都是我們腦子作用的表現結果，于是我們如果研究大腦的機理，如果不與其行為表現關聯起來，那應該不是腦科學，而是腦器官組織學。

        回到“城市大腦”的討論，如果城市有“大腦”，那么這個城市的“智商”也要靠其“行為”表現出來，現在問題來了，城市的行為是什么呢？或者說怎么樣觀察和測量城市的行為呢？我覺得，如果這個邏輯沒搞清楚，我們又憑什么說城市有“腦子”呢？可能有人質疑我這個邏輯，你怎么能把城市這么個復雜的巨系統類比成一個生命體呢？太牽強了！如果這樣說，“城市大腦”就不牽強嗎？

        好吧，先繞開這個無聊的爭執，我認為城市是有行為表現的，而判官也近在眼前，就是廣大市民，本人家住廣東佛山，如果說我從家里望出去，看到的都是城市的肌體樣貌，那么直接影響我生活和感受的各種城市機能就是我可以親身感受到的佛山市行為表現，毋庸置疑，市政府的一舉一動勾連出我對“佛山大腦”的認知和看法。

       所以，城市大腦的存在機理并不是這幾年才有的，自打羅馬和長安開市的時候就有的了，如果沒首腦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而我們今天所強調的城市大腦肯定不是我這種樸素的理解，用數字化手段大大提升城市的各項行為能力和表現毫無疑問成為這一波“城市造腦”活動的共同方向，只是很多人一頭扎到社交網絡、5G移動通訊、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工業4.0、邊緣計算、區塊鏈、云機器人等等“城市造腦”技術積木的搭建狂潮之中的時候，卻忘記了評判大腦智商的，歸根到底還是行為表現。

       還是劉鋒博士的觀點正本清源:“對于城市大腦的最終形成來說，眾多的智能元素、全面的連接、海量的與人類社會之間的互動、無序性，以及大量的反饋機制構成了關鍵因素”，然也。

        今天包括我在內應該沒有人會杯葛全國近500個城市的“城市大腦”建設計劃，只是如果在造腦過程的前后忽略了廣大市民判官們對此事的關注和了解，不管什么理由，這些都是建設計劃說不過去的短板和弱項，或者可以這么說吧，沒有觀眾就沒有演員存在的必要，沒有市民對城市行為表現的裁判，誰能說清楚這個城市大腦的建設計劃靠譜不靠譜。

      理想是美好的，可是在每一個城市大腦建設骨感的現實中，如何形成眾多的智能元素與廣大市民之間大量的反饋機制是很難的事情，這方面的短板與弱項往往在智慧城市或者數字城市的頂層架構設計時就埋入了，如何界定城市大腦在數字城市中的范圍和邊界，我相信是一件非常容易讓人困惑的事情，于是我們看到了很多似是而非、難以自圓其說的架構設計，由于我本人就是一名數字化戰略咨詢架構師，我試試給大家一個城市大腦架構設計的整體思路。

      為了解決我剛才自己搬出的城市行為表現評判標準的石頭（按劉博士的說法是反饋機制），我要套用保羅?麥克萊恩(PaulMacLean)所提出的“三重腦”理論，將人腦結構大致可分為三層：

      最下層為“爬行腦”（即腦干），主要負責心跳、呼吸等軀體自身的運轉，說白了就是本能。由于爬行腦已經發育2億年了，是最根深蒂固的。我們保持著動物的本能，當我們感覺周邊有危險就會開啟自我保護的本能，要么打，要么逃，要么裝死。比如我們輔導孩子作業時，暴怒ta怎么這么笨，又錯了，ta會怎樣?ta會低著頭，爸媽說啥ta都會點頭，說好的！ta真的明白了嗎?當然沒有，ta其實是處于“裝死”的狀態，頭腦一片空白，被我們弄成爬行腦了。

      中間層為“古哺乳腦”（即邊緣系統），也叫做“情緒腦”，是哺乳動物都有的，發育了1億年左右，我們很多情緒的產生都與這個區域密切相關。在過往的經歷中，那些我們在沖動情緒下說過的話、做過的決定有多少是會事后后悔死了，悔不當初，拍自己的腦袋罵自己“沖動是魔鬼”。

       最上層為“新哺乳腦”（即大腦皮層），也叫做“視覺腦”，這是我們人類獨有的。它是意識理智產生的區域，負責語言、預測、策劃、抽象思維等。因為它才發育150-200萬年，當然無法和爬行腦和情緒腦抗衡，所以需要我們刻意去訓練。

      雖然腦組織是一團腦花，可“三重腦”理論非常美妙地闡述了大腦的結構和控制身體行為反應的原理，簡單來說就是“爬行腦”管本能反應，“情緒腦”管情緒體驗，“視覺腦”管思維決策，說白了就是造成身體各種行為反應的條件反射區。

運用這套“三重腦”理論我們可以非常好地解決城市大腦最棘手的反饋機制問題，我們只要把圍繞控制城市行為表現的功能部件和技術要素一一歸入三大類，就可以逐步清晰一個城市大腦建設計劃的目標藍圖，下面我把麥克萊恩的三重腦轉化為城市大腦三大反應區。

       “爬行腦”對應城市大腦的“無人區”，類似“爬行腦”管身體本能反應，城市大腦無人區是維護城市的運行秩序和安全底線，包括各種市政基礎設施（井蓋、路燈、消防栓、橋梁、地下管線等）、交通設施（道路、停車位、車流量、信號燈等）、環境監控設施（空氣質量、噪聲、水環境質量等）、園林設施（土壤墑情、病蟲害、遠程灌溉等）和公共安全防護設施（門禁、圍欄、視頻監控、人臉識別、煙感漏電等）等等，對這些設施運行的感知和使能都無需人為的干預，城市大腦無人區除了管這些城市設施，還可以拓展到包括哪些該怎么辦就怎么干的標準流程化事務，這里面可以發揮數據驅動自動化運作的人工智能應用場景很多，萬變不離其宗，就是徹底的數據驅動，徹底的數據驅動一方面可以消除機械重復的人工低效勞動，讓人工智能把人類從這種低價值的勞動中釋放出來，投入到更有意義和價值的創造性勞動；另外一方面完全自動化的反應機制也需要物聯網數據的自由流動，為城市大腦另外兩個反應區提供了完全真實可靠的環境基礎數據。

       “情緒腦”對應城市大腦的“互動區”，類似“情緒腦”管情緒體驗，城市大腦互動區是城市和人互動的領域，城市大腦互動區根據人的需求和體驗來配置城市各項公共服務能力與資源供給，以市民的體驗為中心，驅使智慧城市各功能領域（教育、醫療、公安、產業等）與城市中的社會關系資源（人和組織）形成良好互動關系，從而更好地整合資源為政府和市民服務，我們可以很詩意地想象，這是機智（人工智能）與人智相互協作奏響市民幸福生活的交響樂，信息驅動信心，信心激發雄心，更有效地靠近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奮斗目標。

        而最為讓人矚目的還是“視覺腦”，對應城市大腦的“記憶和認知區”，類似“視覺腦”管思維決策，城市大腦的記憶和認知區就是具有各種數據學習能力的認知計算和決策支持系統。既然我們的意識理智產生于大腦皮層，記憶也應該在這里，數據就是城市大腦的記憶，所以我們可以把城市中各種的數據資源、數據管理、數據治理、數據分析、數據挖掘、知識管理等職能都統籌到這里，今天我們普遍存在的信息孤島和數據割據問題，客觀上是造成城市決策者們視覺缺位、認知短淺的根本原因，這在數字經濟的新時代已經成為制約城市高品質發展的“近視”問題，一個城市存在很多個小腦，這些小腦雖然讓很多單位在自己組織內的事務上很“聰明”，但是當事情需要跨組織的協調和聯動，則各種矛盾、沖突、幺蛾子層出不窮，導致整體行為表現得沒腦子或者很弱智。除了提升決策者們對城市事件的認知和洞察能力，城市大腦記憶和認知區還應該拓展到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隨著城市記憶的積累，也給城市的發展賦予靈魂。

      雖然從生物進化的角度區分了大腦機能的“三重腦”，但一個正常人的行為是三重腦一體化運作的結果，同樣的道理，城市大腦不同反應區也要緊密配合才能確保城市的行為滿足人民群眾的各種需求，對于一個城市大腦來說，三個反應區都缺一不可，哪個反應區不足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必須均衡發展，這樣才能確保城市行為的良好表現。

       我對城市大腦的這種看法有可能會讓很多行家感覺質疑，也會讓技術主義者感到沖擊和失落，其實我更加強調的是一種城市大腦架構設計的原則，我們可以把三重腦所對應的三種反應區作為具體系統和應用設計查缺補漏的場景驗證手段，從機理上打通設計到應用的斷層，幫助我們抓準提升城市行為表現的本源問題。誠如我們更加關心一個人大腦里的想法，而非ta的腦組織長啥樣的，所以我們在建設城市大腦的時候，不應該只停留在對各種技術要素的具體配置，更加需要關心的是面對城市各種現實中的事務處置的時候，城市大腦三個反應區如何給出恰當的反應，并且其控制的城市行為表現如何獲得市民的有效反饋機制。

       自然的生命經過了3億年的光陰才進化出了如此高級的大腦，所以建設城市大腦的實踐絕對不會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持續投入不斷進化才會讓城市有越來越好的表現。

(2020年9月13日初稿，如需引用，請注明出處，本文所參考知識和觀點均來自公開媒體和互聯網，文中引述部分都盡可能聲明了來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