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寫成的《5G大時代》這本書，這個月（2020年8月）上架面市了，我剛剛收到了出版社寄過來的樣書，自然地打開翻了翻，再看看去年這個時間段寫下的文字，而我現在對5G的感覺已經和去年寫作時產生了很大的不同。

      說老實話，誰能預想到今年爆發的新冠疫情是這么大一口鍋，我相信，這場疫情不但以始料不及的速度在劇烈改變世界，也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劇烈影響和改變我們的內心，所以當我今天看這些自己去年寫的文字變成鉛字的時候，居然是一種難以言表的悲欣交集，仿佛看到了恍如隔世的兩個自己。

       即使沒有這場疫情，我也堅持認為5G必然會帶來徹底的數字化革命，關于大數據的革命性威力，我在多年前就已經深信不疑，我過往包括《大數據革命》《智造》等書籍也已經喋喋不休地用馬克思的觀點闡述了數字化推動工業革命的必然性，這些觀點在《5G大數據》也有沿襲。

       去年我寫作《5G大時代》，也是從新型科學技術實現的生產力如何推動生產關系重構這個維度來分析和切入，這里面的分析觀點我認為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立場的，這是我對這本書還是相當自信的方面。

而我在《5G大時代》里所描繪的數字化革命，仍然是以和平發展為隱喻的全球經濟轉型升級的產業革命，而因為這場疫情，我發現了其中一個非常嚴重的短板和弱項，就是無視了當前復雜國際時事政治和社會思潮發展形勢中眾多日益尖銳激烈的矛盾和沖突，簡單來說政治水平和占位都不夠高，存在脫離實際的單純科技觀點而略顯軟弱。

        數字化革命是必然要進行到底的，而在這次疫情中燈塔國政客們的惡劣表演幾乎一次又一次地刷低我們對其道德認知的下限，讓我們看到，原來燈塔國口口聲聲的科學、文明、自由、民主，原來都是合則用不合則棄的政治包裝和操作，其名冠全球的科學實力在人民生命面前并沒有表現出救苦救難的威力，反而成為打壓我國和平發展的急先鋒，這不得不讓我對科學技術的話語權到底是操作在誰的手里產生細思恐極的感覺。

       看來，革命還是具有不可避免的殘酷斗爭性，數字化革命也是一場事關我國乃至人類大命運的正義與邪惡力量的偉大斗爭，科學技術的發展有推進文明進步的積極方面，但也有可能成為侵略和征服的戰爭武器。對于我這個年紀，孔子說過：“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可今天不是我們想斗，是我們為了維護自己正當的生存和發展權利不得不去斗爭。

      當5G和疫情都被作為斗爭武器，從貿易戰到外交戰，數字化革命幾乎必然會走向科技戰與文化戰，既然是戰，就一定要分出勝負，萬一我們成為負方，可能要承受比軍事斗爭失利更慘烈的后果。

      后疫情的5G大時代，和平發展恐怕將成為一廂情愿，唯有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才能贏得斗爭，并最終按我們的意愿停止斗爭，數字化革命成為斗爭的新戰場和新方式，我國在所有數字技術落后的領域都必然會存在影響戰略安全的卡脖子問題。

       解決這些卡脖子問題，我們也不得不在對方全面脫鉤的威嚇下，拾起重新發明輪子的勇氣，走一條雖然艱難、但是真正通向自主可控操之在我的活路。我們所秉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良心，也唯有勇于打破現有的世界格局才有推動世界和平的能力。

       成為5G賦能者同時也是一名數字科技戰線上的戰士，這應該是包括我在內的中國廣大科技工作者在后疫情時代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本文初稿于2020年8月16日，如需引用，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