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研究中發現，目前經濟結構、能源結構和交通運輸結構（以下簡稱經濟結構）問題是導致我國高污染的重要因素。但是，這些結構的扭曲是如何形成的？從經濟學的角度，我們要研究政府、市場、企業和消費者四個角色的作用（或其應有作用的缺失）。


我們認為至少有以下三類原因導致了高污染的經濟結構： 1）政府對市場的扭曲。 即原本靠市場機制是可以形成一個更有利于環境的資源配置和經濟的結構，但政府的政策干預扭曲了市場的作用，導致了高污染的經濟結構；2）市場失靈。由于污染的外部性，僅僅靠市場機制無法將這些外部性內生化，導致污染性的投資、生產和消費過度。這里的問題是，政府應該設計各種機制，將這些污染的外部性內生化，以糾正市場失靈，但到目前為止，政府還沒有做到這一點。3） 企業和消費者缺乏社會責任感。如果企業和消費者在其目標函數中除了利潤和消費享受最大化之外，還包括了對污染（綠色）產品的厭惡（偏好），那么在同樣的市場價格之下，污染產品的產量和消費量就會降低，綠色產品的產量和消費量就會提高。我國的問題在于，由于許多機構投資者（它們是企業的股東）不關心環保、企業的污染信息不公開、環保教育不到位、公眾輿論支持綠色經濟的力度不夠，使得企業和消費者尚未形成生產和消費污染（綠色）產品的羞恥（光榮）感。


對這三類經濟學問題的研究，將為我們提出治理PM2.5的經濟政策提供一個比較系統的分析框架。


（一）糾正政府對市場的扭曲


由于外部經濟環境和經濟周期的原因，政府曾經一度追求高速的出口增長（如為了創造就業）和投資拉動的經濟復蘇（如為了刺激經濟的周期性復蘇）。也由于政府的政績考核制度等原因，地方政府官員傾向于追求GDP，而拉動GDP的最直接手段就是大規模的招商引資。這些戰略或政策導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加速房地產和制造業的發展來實現，因此我們在稅制、土地政策方面給與了高污染的第二產業過大的傾斜，而這些政策傾斜事實上是以抑制低污染的服務業的發展為代價的。


比如，三類政策人為地刺激了高污染的制造業的發展和抑制了低污染的服務業的發展。一，大量供給工業用地，導致中國的工業用地價格為居民住宅用地價格的1/8，這個比例比其他國家的地區的平均水平低一到兩倍。第二，許多服務業的間接稅稅負高于制造業的間接稅稅負。這些政策性的扭曲，歷史上曾經發揮過正面的作用，但從目前來看明顯已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瓶頸，必須予以糾正。第三，制造業的過度發展，也與許多服務業被過度壟斷，進入障礙過高有關。比如，金融、電訊、醫療、教育、鐵路、地鐵、民航、媒體等服務行業受到政府的高度管制，使得民營和外資資本難以進入，導致供給不足。這種人為制造的瓶頸，也必須通過改革（尤其是通過準入開放）來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