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你好！
這回涉及一個沉重的話題，其實也完全不必為我們自身悲觀。50年代初出生的我們，和60年代末出生的你們，包括發表
網絡日志的你的同事（估計是70年代后出生的了），包括演出《南京1937》的那些年輕人，對歷史不都有越來越清醒的認識嗎？后人書寫前人的歷史，這是自然慣例，也是社會規律，想改也無法改，任何國家的執政者最須敬畏之處，也正在這里。
你的同事寫得很好，一個民族必須能夠發現和擁有自己的所有寶藏，必須千倍百倍地珍惜自己的這些寶藏。今年八一我到黑瞎子島（中俄爭議的最后一塊土地）附近，對岸俄羅斯怎么進行他們的教育?幼兒園教師帶孩子們到無名英雄墓，老師邊講邊哭，三四歲的、五六歲的小孩子大孩子都跟著一起哭。也許那些孩子并不真的十分明白為什么哭，但他們看到老師哭了，老師那么傷心，于是也都傷心地哭了。這樣的民族，這樣的教育，怎能不形成他們精神強大的基因。相比起來，我們差距很大。問題不是那些在先烈墓碑上跳來踏去的孩子，而是除了自身悲歡便一概無淚的老師，以及“選擇性對待歷史”的做法和態度。這種選擇性對待也是多種多樣的，最近某市新版的小學課本，把《狼牙山五壯士》從課本中去除了（解釋說“放到了課外輔導讀物里”），而代之以最近一些英模，說這才是新時代的英雄，堂而皇之地認為過去的英雄應該從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剔除了。這種“錢包鼓起來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感覺，只能造成我們民族精神的萎頓。也許正是從這些方面看，顯出你、我、他（你那位同事）這些并非大人物的并非小的責任。能看出來，你的同事是搞國際問題的，也看了不少資料，但對戰爭史特別是抗日戰爭史不熟悉，所以一些描述是不準確的。
其一，石牌戰斗是1943年5月初到6月中旬鄂西會戰的一部分。你同事所列殲敵25 000人是歷時一個多月、從湖南北部到長江西陵峽口的石牌、延綿千里戰線上的全部作戰成果，擊毀日機15架（而不是45架）也是如此，不是石牌一戰的成果。石牌作戰5天，殲敵1000余人。
其二，不僅石牌不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斯大林格勒”，整個中國抗日戰爭也沒有“斯大林格勒”。這不是一個讓人舒服的說法，卻是研究那段歷史不得不承認的史實。
“斯大林格勒”是形容從防御到反攻、從被動到主動、從失敗到勝利的轉折點和樞紐點，而石牌不是這樣的點。翻遍抗戰史，也找不到這樣的點。包括石牌作戰在內的鄂西會戰阻止了日軍的進攻，但此后日軍通過常德會戰、豫中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湘西會戰，仍然在不斷進攻；鄭州失守、許昌失守、洛陽失守、長沙失守、衡陽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仍然是中國人聽到的一個又一個噩耗。特別是湘西會戰（日本人稱“芷江作戰”）竟然發生在1945年4月底，此時距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僅剩3個多月時間，當時國民黨正面戰場已經具有兵力優勢、兵器優勢，在美國幫助下甚至還擁有了空中優勢，但鬼子們還在戰場上以劣勢兵力、劣勢兵器（湘西作戰非常明顯）向中國軍隊連續發動進攻，你說中國的“斯大林格勒”在哪里？倒是湘西作戰末期日軍強弩之末的表現，讓美國《紐約時報》評論了一句“可視為中日戰爭轉折的暗示”，這句話我們就能聊以自慰嗎？
那時在歐洲戰場希特勒已經自殺、德國人已經投降，我們才僅僅把進攻的日軍擊退，然后又是繼續防御。所以，并不是中國共產黨故意淹沒了抗日戰爭中的“斯大林格勒”，是它本來就沒有。如果真有，別說一個共產黨，全世界共產黨加起來也淹沒不了。赫魯曉夫當年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格勒都改為伏爾加格勒了，但“斯大林格勒戰役”作為二戰蘇德戰場的
戰略轉折點，至今標榜戰史，無人能夠撼動。
其三，關于石牌作戰與平型關作戰的比較。前面說了，把石牌作戰與鄂西會戰的關系弄清楚了，就會明白石牌作戰與平型關作戰殲敵人數基本一樣，都是1000多人。要說不一樣的話，那么還有這樣幾個不一樣。
平型關作戰是一天殲敵1000多人，石牌作戰是五天殲敵1000多人。平型關作戰是1937年抗戰開始的第一個勝仗，那時從國內看，華北國軍紛紛敗退，恐日情緒到處漫延；從國際看，美英袖手旁觀，德日步步緊逼，中國空前孤立。此時以八路軍已如此簡陋之裝備和長期連肚子都吃不飽的官兵打出一個平型關勝利，對鼓舞一直只見失敗不見勝利的國人士氣、擊破“皇軍不可戰勝”神話，無疑意義極其重大。
1943年的石牌之戰也是中國戰場的一個顯著勝利，但那已是在臺兒莊作戰勝利之后，而且此時二戰已經全面開始，珍珠港事件也已發生，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已受美軍重挫，戰爭初期那股傲氣已經大減，而且此時美國援助已經大量涌入中國。在石牌作戰中，中美空軍曾給日軍造成很大殺傷；當時國軍的重迫擊炮團裝備40多門150毫米口徑美式重迫擊炮，向日軍發射數千發炮彈，殺傷日軍數百人。這些條件，在平型關作戰的八路軍完全不具備，只能憑借子彈和刺刀，在一個對一個的較量中解決對手。要知道那是一支不掌握執政資源（不但“在野”，此前還到處被“圍剿”）、不享受外援分配，甚至不能享有政府正常財政撥款的軍隊（“一致抗戰”后曾享受過一陣，后來很快中斷了）。正是這些情況，決定了石牌作戰的意義完全無法和平型關作戰的意義相比。認為石牌作戰重要性大于平型關作戰的說法，并沒有很好把握那段歷史。
當然就像所有生命價值等同一樣，任何犧牲都是相同的。不要說犧牲在平型關還是犧牲在石牌的中國軍人都應獲得我們同樣的尊敬，既使那些殞命于兵荒馬亂大潰退中的無名官兵，今天也是需要我們在他們生命痕跡消失的地方恭敬地放上幾束白花的。
美國人今天還在滿世界尋找他們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官兵的遺骸，對我們該是一個多么深刻的提醒。日本人在廣島的紀念碑上，把死于原子彈轟炸及后續效應的20余萬人的姓名一個一個都刻了上去，又是怎樣一種對前人和后人負責的態度。而我們遭受南京大屠殺的30萬人死亡名單，至今也只有南京紀念館內3000多個名字作為代表，其他296 000余人的痕跡呢？真令我們對世界汗顏。把這個賬記在共產黨頭上，不但不公平，而且不符合歷史事實。南京是當時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城的雨花臺還是專門殺共產黨人的地方。離南京近一些的“蘇區”（江西“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內的共產黨力量，已被“圍剿”得不得不萬里長征、被驅趕到荒涼貧窮的西北一隅去了。特別需要一提的是南京城被日軍屠殺的30萬人中，將近10萬是來不及撤走的國軍軍人，而當時向南京進攻的全部日軍才5萬多人。這些都是不管我們多么難受，都只有承認的史實。
我們過去用《地道戰》《地雷戰》這些電影把敵后抗戰描寫得無所不能，宣揚英雄主義之時有過分之處。但今天完成歷史回歸的過程中，又把原來被淡化的正面戰場想象得奮勇無比，也不是實情。
國民黨內地位僅次于蔣介石的副總裁汪精衛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組織傀儡政府，令中國抗戰大局出現超級震蕩；整個抗戰期間一直發生國軍部隊成建制地向日軍投降，轉成偽軍，使尾隨日軍作戰的偽軍達百萬以上（電影中“報告連長，來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長期成為笑談），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中國戰場的奇景，使我們今天每一個中國人回顧起來，仍覺羞愧。
就說石牌戰斗，以“勇將”著稱的國軍十一師師長胡璉一方面表示“與陣地共存亡”，另一方面又在江邊暗備小船，準備必要時逃命；打到最艱苦的第五天，國軍十八軍軍長認為難以支撐，已經下令部隊撤退，突然接到后衛部隊報告，說入夜后日軍陣地槍炮聲沉寂，已經悄悄撤退了，這才下令立即追回撤退命令，同時向重慶報告“石牌大捷”。今天不了解這些，以一兩篇文章就“恢復歷史真面”，同樣是弱不禁風的單薄。我們說這些作戰指揮高層的猶豫與動搖，絲毫不減弱石牌戰斗中國軍官兵奮勇作戰和英勇犧牲精神的可貴可嘆，它同樣是中國人不屈精神的杰出代表。說這些是要說明我們過去描述歷史的時候有太多理想主義，今天想要再現一部公正的歷史，再不能僅僅憑另一種理想主義了。
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的高級領導者無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投降日本人去充當偽軍。雙方比較起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這些人的骨頭是最硬的。抗戰爆發初期，蔣介石曾經悄悄告訴前來“調停中日爭端”的德國大使陶德曼，他之所以不能同意德國提出的“調停”意見，是因為“共產黨人是絕對不會妥協的”，如果蔣自己同意妥協，“在國內就無法實施領導了”。即便退一萬步說這是蔣的推諉，也可見其拿來做擋箭牌的，是“絕對不會妥協的”共產黨人。這是當年的歷史事實。我們今天認識那段歷史，如果拿現在共產黨內那些腐敗分子去和當年的共產黨人聯想類比，可能永遠無法明白為什么共產黨能夠獲得大多數人民擁護、為什么能夠以那樣一個弱小的力量最終奪取全國政權。
長期以來國共之間的確分歧太深、對立太深，在那個時代雙方的仇恨也太深，這些都極大地影響到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給其他力量以許多可乘之機。今天雖然已經大不一樣了，但我們仍然能看到一些影子。連戰夫人坦承第一次來訪之前不知大陸會怎么對待他們，可見心理陰影也一直沒有消除。
說到歷史評價方面，“選擇性認同”也是雙方共同的老毛病，正是在這一基礎上，讓人看到今天巨大的進步。2005年9月3日，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講話中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
戰略態勢”。將國民黨置于共產黨之前，將正面戰場置于敵后戰場之前，不能不說是巨大歷史進步。說“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同時講八路軍新四軍抗戰名將時也講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國軍將領，講“狼牙山五壯士”時也講國軍的“八百壯士”，不能不說是巨大的歷史進步。雖然國民黨方面至今還沒有這樣評價過共產黨，但回歸歷史的真實，本身已經是歷史的選擇，而不是黨派的選擇了。
所以我們沒有必要悲觀，因為歷史的確在不斷進步。它并不需要來個總體推翻、推倒重來，它正在一步一步日益接近真面。
你的同事從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天安門廣場的紀念儀式中看到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我倒覺得并不在于是否應該給白發蒼蒼的老兵們放幾把藤椅，也不在于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時是否該由政治局常委打頭。中國人第一次這樣紀念自己的勝利日，第一次讓人感覺到勝利不僅屬于國共兩黨，還屬于海內外全體中國同胞，這本身已經向世界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歷史演進并不都是主動和自覺的，就這個意義說，那60聲震人心魄的禮炮震撼和開啟的心扉，也許并不都是儀式設計者的預料，推開的卻是包容全世界所有中國人的大門。
對不起，寫了一堆不輕松的話題。民族的成熟最終是民族中個體的成熟，相信這種討論不會遏制、只會加速思想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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