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機構把它們的入職培訓轉向教練以及教練式管理模式。以下是一個例子。我被委派參加一個為期三年的歐盟項目，任務是計劃和推薦一些程序，借此可以使歐洲的駕駛培訓從指令式轉向教練式。這項工作的根據就是大量年輕男性駕車造成的車禍是由情感失當而不是技術因素造成。這正是教練能夠處理的領域；發號施令對此根本無能為力。歐洲有50萬名駕駛教練，僅英國就有4萬名，而且每年還會增加4000名新手。另外一個例子，人們越來越關注醫療制度及其技術偏見。家庭醫生對待病人的態度以往是多么令人舒服，而今變得程式化和沒有人情味。雖然媒體在批評英國的國民醫療服務制度，但大多數人在被間及個人感受時卻表示滿意。與此相比，美國的醫療制度則算得上是一個恥辱，花費不少，效果甚微。美國人均醫療花費遠遠超過世界上任何國家，但在服務質量上僅僅排在20位左右。整個醫療體系被制藥和保險業所綁架，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不是保健的最優化。
    我們要教育人們以及病人為自己的健康負責，這樣所產生的益處遠超過醫藥工業的貢獻，而且花費小得多。這并不是政府多管閑事，恰恰相反，是使人們更好地照顧好自己。這個問題與歐洲駕駛員培訓項目的教練有相同之處，就是雙方都需要負起責任，這也是教練所能夠達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