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美國醫院急診科和ICU 20%～40%的誤診率平均為30%，宣稱為“美國誤診率”或“西方國家的誤診率”，并多次在公共場合以專家教授的身份傳播這種錯誤信息（后來被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引用，引發醫界很大反響）。但是，如果考慮美國門診（社區全科醫療和?？漆t療）誤診率和不足1%的病理診斷失誤率，則事實上遠遠低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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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清楚美國醫院、社區診所和社區醫生組織之間的差異和關系，勿將醫生小診所減少和醫生加入醫生組織誤讀為“醫院雇傭醫生增加”，并在相關雜志和個人博客發表相關文章。然而，即使美國醫院雇傭醫生增加，那也是“民間私營醫院雇傭民間私營醫生增加”，在邏輯上無法佐證其“政府醫療”和“醫療公益”的醫改主張。醫院公立未必公益，醫院私立未必不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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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New Health Rankings: Of 17 Nations, U.S. Is Dead Last”誤譯為“美國醫療排名最低”，并以此在媒體上誤導民眾。正確的翻譯應當是“新的健康排序：在17個國家中美國倒數第一”。這是一個國家全體公民健康的優劣程度排序，而不是這個國家的醫療系統的優劣程度排序。

相關鏈接：https://blog.sina.com.cn/s/blog_611696930101k5ol.html； 其微博已被其本人或網管刪除。

教授的“專業勝任能力”作為第一位的倫理行為原則，要求中國的大學教授學習中國的外科醫師——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否勝任某一臺外科手術。同樣，大學教授如果參與醫改或其它重大事務，首先要做一次自我評價，看看自己是否勝任。

真實、誠實及真相，這是當代文明社會的任何公民均應保持的最基本的倫理操守。如果因為專業不勝任而向社會呈現不實信息，這是一回事；如果作為一名海歸教授卻在這樣一句英語問題上“隱匿一片信息”和“誤譯一個單詞”，那就是另一回事。

專業自治和學術自由是一名大學教授應當具備的基本倫理操守。學術自由，既是教授的基本權利，也是教授的基本責任。在教學、研究和創新活動中，都要履行這種學術自由，都要基于科學發現和實驗證據發表言論。中國的每一名大學教授，都應當按照此一道德標準，檢視和反省自己的學術活動。如果你們在媒體上說話，不是證據本位地說話，這離“八卦”還有多遠？

作為一名大學教授，應當尊重社會平等，恪守心智獨立性。唯一如此，才能保持對社會問題、研究問題和專業問題保持批評立場。這種批評，應當被理解為“承諾并致力于建設性的批評”，拒絕任何先驗論。另外，在執行一項專業任務的時候，大學教授有義務保持健全的身心健康和社會謹慎。北京大學李玲教授關于民營醫院的研究報告，奠定了她的“政府醫療”和“醫療公益”理論，進而直接左右著中國醫改的頂層設計。然而，她的這份報告批評民營醫院，引發社會的強烈反對；同時，國家卻又出臺政策，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醫療領域。因此，這就至少違背了作為一名教授和專家的“社會謹慎”的倫理操守，同時，其“社會平等”理念也會受到質疑。

在大學校園之外，大學教授以私人身份有權參加政治黨派、專業組織和宗教社團，也有權以個人身份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這些個人活動和在校職責不能發生沖突。

因此，李玲教授有權在北京大學的園區之外表達其個人政治立場，例如其微博言論：【回歸信仰：“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要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踐行者。我們既要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懷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貫徹執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做好當前每一項工作” 】。而且，顯然寫這樣一段微博，不會影響其在北京大學的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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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作為一名專家，參與政治活動或政治分析，則要按照學術標準向公眾呈現自己的研究結果。而且，被選舉或任命為政黨代表的教授，不得被選舉或任命為大學的任何領導職位，例如校長、副校長、系主任或部門領導職位，也不能進入董事會。另外，利用教學過程和學習資源在校園內從事政治宣傳活動，這就嚴重違背了大學教授的倫理操守。鑒于國內意識形態的進步尚需時日，此項倫理守則或許不宜要求任何一名國內的大學教授個人。然而，無論如何中國的老百姓總是將“清正”的希望最后寄托于中國的大學教授。

而且，醫改的“公益”理論，實質上就是繼續“公立”和“政府壟斷醫療”。這是不是過多地卷入政治而失去學術獨立？我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