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商人：從商業文化看中國企業家的出路

                                                            姜汝祥

我覺得中國的公司在未來的定位應該放在一件事情上，我把它叫做“回歸商人”。

中國的企業家那么努力，最后還是在最基本的商人層面上出了問題，因為中國的文化本身不是商業文化。其實，做商人要有商業文化，比如守規矩、講誠信、先付出后收獲，這些都是最基本的東西，但是在中國的農業文化中沒有明顯的體現，因為中國的農業文化更強調講人文道德，講人際關系。

胡雪巖、曾國藩背后的非商業文化

中國相當一批明星企業家熱衷于學習胡雪巖、曾國藩，在業界已經不是什么秘密。為什么他們會熱衷于學習這些“權謀高手”，我覺得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中國人在骨子里或多或少仍然受著傳統文化的影響，所以，學習這些“權謀高手”高手就能幫助他們“有效”的解決問題。但可能令他們想不到的是，這種做法的“有效”性卻只是一種短期高效，長期就會無效甚至有害。

第一，胡雪巖、曾國藩“經典”做法背后的“人治文化”

大家都知道中國是一個農業為主的國家，或者說，傳統文化基本是一個建立在人身依附關系上的“人治”文化。

“人治文化”最明顯的一個做法就是用能人，而用能人就特別講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我們都知道現代企業管理講究的是用人要疑，講究的是“制度第一，能人第二”。曾經有位老總跟我講過一個故事，他說他對下面的一個人非常看重，在各種事情的處理上，他們都配合得特別好。但是那個下屬總是說他不信任自己。為什么呢？最后這個下屬說了：“你看看我跟了你差不多十年了，你從來沒讓我去過你家，從來沒讓我為你家做過什么。”

就是說只有我去了你們家，我為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你才是真正的不懷疑我。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那些學習胡雪巖、曾國藩“權謀”的企業家那里，他們恰恰就是如何通過這種私人關系的建立，來構筑以他為中心的能人依附體系。

這種依附體系本質上是對個人忠誠而不是對事或公司忠誠，大家可以想像得出，建立在這種忠誠關系上的企業做得愈大，是不是就愈危險？ 

第二，胡雪巖、曾國藩“經典”做法背后的“清談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由于本質上是一種農業文化，這種文化對什么東西的描述提倡的是含糊的“悟道”而不是清楚的量化。比如“一生二，二生三”，到三就要“生萬象”，數到九的時候就“九九歸一”。我們對于數的概念就是：要么到三，要么到九，后面就沒了，三和九都可以代表無窮多。

所以，我們發現那些學習胡雪巖、曾國藩的企業家，也非常提倡悟道，提倡所謂的大道無術。他自己說什么不喜歡一是一，二是二地說清楚，而是希望下屬去悟，這樣的好處是，第一可以使下屬永遠在捉摸他在想什么，每個下屬都從只言片語中以為自己深得真傳，從而使他永遠可以坐在中間來平衡下屬的權力斗爭。第二，他永遠都是正確的，你做對了，那是你對他的精神“悟”對了；做錯了，那是你對他的精神“悟”錯了。

在這種體系下的員工最終只會像傳統中醫那樣只有兩種結果，要么一事無成，是一個很平庸的江湖醫生，要么就大徹大悟成為一代名醫，中間沒有過渡階段。這種體系與類似西醫的現代企業管理體系是相反的，西醫是可以學習的，從一般的醫生到最高水平的醫生，有很多級，每級都是可以通過學習實現更最高級。

為什么幾乎每一個大的民營企業，都培養出了無數的“小老板”？原因就在于那些真正“悟”出了道的下屬，就會自立門戶，然后他們大了，又培養出無數的能人出來成立小公司與自己競爭，周而復始。而我們發現真正在跨國公司做到高層的人，如果離開也會是到另外的大公司做高層，很少自己出來做公司，道理與國內“悟道”的高層相反，他們除了大公司那種正規化的打法之外，小公司“全能型”的打法大都不會。

第三，胡雪巖、曾國藩“經典”做法背后的“面子文化”　

中國人講究以“情理服人”，情在前，理在后。一件事情發生后先從感情的角度去理解，先要講面子，然后再來講道理。這種觀念與現代企業觀念是相沖突的。現代企業的觀念是：理在前，情在后。我們先把這個事情的道理講清楚，至于感情我們放到第二步去談。

這種面子文化最大的惡果就是熟人文化導致的“制度變形”。什么叫“制度變形”呢？舉個例子，我們往往在處理一個問題的時候是兩套做法：碰到一個陌生人的時候，講規則，講利益。等到大家熟了，就講哥們義氣。

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很多以胡雪巖、曾國藩為榜樣的企業家，常用的手法就是兩套邏輯：對手下的能人或親信是一套，以此換取他們的忠誠，而對員工是另一套，大講制度或規則。結果大量的制度因為人不同而不同，久而久之，下屬也會發現與其遵守制度，不如投靠某某，在企業形成或明或暗的幫派體系。

執行啟蒙：中國新一代企業家的使命

　　執行啟蒙是中國新一代企業家的使命。從依賴人格的“小農商人”，走向獨立人格的職業商人。所以，這里所講的執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那種執行。我講的執行針對的是中國企業普通存在的兩大“突破困境”：　　

　　第一，中國企業家能力太強，導致員工能力不足。

　　就像父母能力太強了，子女就產生依賴思想。偉大的旗幟下往往是平庸的雇員。

　　第二，中國員工太聰明，導致執行力不夠。

　　世界上執行里最好的公司，比如德國和日本公司，員工有什么特點呢？做事都很認真。而中國員工的特點是聰明，聰明人的做法往往是當面一套，背后一套。聰明人總在想每一件事都有捷徑，所以，企業家就要被迫與員工斗心眼，可企業家在明處，員工在暗處，結果就是企業內耗，執行力不足。

　　一句話，有什么樣的企業家，就有什么樣的員工；有什么樣的員工，就有什么樣的企業家。可企業家和企業員工為什么又這樣？答案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什么？中國傳統文化文化本質上就是一種農業文化。我們不否認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優秀的東西，但是當工業社會甚至信息社會來臨的時候，中國的傳統農業文化絕對不會成為未來商業社會的主流。為什么？

　　因為農業文化最大的問題在于“農民沒有原則”。我們想想，除了產權問題之外，農業要受到天氣的影響，農民就被天氣擺布，看天吃飯，聽天由命，被天氣擺布的人怎么會有原則？

　　沒有原則，所以就認為“有用就是好的，沒有就是不好的”。這就是中國文化中權謀文化、實用主義文化的起源。

　　大家不要覺得不好意思，只要生為中國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權謀家，因為這是農業文化的本質。有辦法嗎？沒有！因為我們生在其中。但是，就像萬科王石所講的那樣，“你以為我不懂權謀？你以為我不會玩這套游戲？不是不會，是不愿！”

　　沒有認識到這個事實，是一回事，這叫蒙昧；認識到了卻不自救，就是罪惡。基督教中上帝眼里最大的罪惡，就是感受到了良知的存在卻不自救。

　　在經營企業的道路上，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演變，從依賴人格的“小農商人”，走向擁有獨立人格的職業商人，我們在慢慢地國際化。國際化不僅僅是經濟含義，國際化還包含著文化的含義，以成敗論英雄是很愚昧的。但愚昧歸愚昧，因為我們被欺壓、沒當老大已經很多年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留給我們這個民族太多屈辱，外國列強每一次入侵，都在我們這個民族的內心深處，種下屈辱的種子。

    心理學告訴我們，有些東西是可以遺傳的——屈辱、仇恨都是可以通過文化遺傳。所以，這些東西如果不隨時間慢慢消融的話，我們這個民族就會被屈辱、仇恨蒙住雙眼。

    這就是為什么我給“執行”賦予“啟蒙意義”的原因。因為我們所做的，是執行背后的東西——在中國建立起擁有獨立人格的商業文化！這是我們中國的希望，也是整個社會的福音，也是人類的福音。

    我們必須正視一點，在中國慢慢強大的過程中，我們要學會慢慢地把心態放平。我們不能再讓內心的仇恨滋長起來了！想想吧，中國第一代暴發戶對錢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對內心屈辱的反動嗎？他們被社會的困境壓抑了幾十年，突然有了錢會怎么辦？報復社會！

　　怎么報復？吃飯要吃最貴的飯！開車要開最貴的車！反正就是“砸錢”—只選貴的，不選對的！

    到了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對錢的概念正在發生改變，我們的心態在慢慢平和下來。因為錢是自己辛苦賺來的，成功是“一份耕耘，一份收獲”獲得的，對錢哪有什么仇恨？錢是讓生活更美好的工具啊？這是中國社會經歷了20年偉大變革的結果。

　　但是我們這個民族真的杜絕了仇恨的種子了嗎？對財富的觀念真的很理性了嗎？沒有，只不過這一代富豪的屈辱比第一代富豪埋得更深罷了。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企業做到目前這個階段，仍然會出問題的原因。因為中國企業的興盛，不可能只依靠科學與技術獲得。只有獲得文化層面的強大動力，才能真正獲得困境中的“突破”！

    這個強大的文化動力是什么？這個動力首先來自于我們對現實的正視。表面上我們在做商人，其實我們是農民式的商人，骨子里并沒有現代商人的東西，比如獨立人格，比如規則高于一切。但是我們相信，既然歷史可以給我們沉重的包袱，我們就一定可以通過歷史來把這個包袱卸掉。

　　道理非常簡單，既然壞的環境給了我們壞的習慣，我們一定可以在好的環境里培養出好的習慣。

　　我們所說的執行，本質上就是在做這件事。為什么我說未來中國企業家的使命是執行啟蒙？本質上，我是在強調，我們的出路在于從傳統的農業文化向現代的商業文化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