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宣布了共和，提出了振興中華，打開了進步的閘門，功不可沒，呈現出了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民主革命人士的領導智慧。但是十年以后，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振興中華的這樣一個歷史使命，歷史的轉移到中國共產黨的身上。其中領導革命28年，領導執政62年，其業績堪稱奇跡，其成就無與倫比，其智慧世人驚嘆。

        中國共產黨90年來，領導智慧的內容極其豐富，內容結構上來看有理論智慧，路線智慧，政策智慧，操作智慧；從層次上來看，既有宏觀的智慧，又有中觀的智慧，微觀的智慧；從歷史時期來看，有各個時代領導人的智慧，從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智慧當中，也表現出一些顯著特點，至少有四個求：一是求異，不照搬照抄；二是求變，因時制宜，不斷變化、不斷改變；三是求新，過去沒有的可以創新；四是求奇，出奇制勝。

        人類以外的靈長類動物一般通過暴力來施加自己在群體中的影響，而人類則有更多的途徑來鞏固領導權。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庫利曾說,人類所有的領導才能都是通過把思想傳播到他人的腦海中產生的。以這種方式領導，領袖需要借助智慧遠甚于暴力。進入二十一世紀，“怎樣提高領導能力”成為一門日益受到各界廣泛重視的學問，許多學者在該領域孜孜不倦地探索，成就斐然。

        在我最近一期的北大總裁班課堂上，一位民營企業家提問：什么是領導智慧？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思，領導智慧可以給出許多靜態的定義，但是似乎都不確切，當時我就給出了一個動態的定義：就是我們的領導方式因時、因勢、因人而變。常態環境下，有條不紊，遵從制度、按部就班、審慎穩重是優秀領導者的品質，但在非常時期，這種品質就遠遠不夠了，需要領導者的非常智慧。

        宏觀形勢劇變、行業環境惡化、公司業績下滑、重大人事變動、產品質量問題、競爭者進入、技術更新換代......這些情況都與公司息息相關，會使公司不同程度地進入非常時期。從某種意義上說，公司每天都會面臨新情況、遭遇新挑戰，非常時期也就成了公司的一種常態。非常時期孕育著新的機會和能量，呼喚著非常領導的決斷和睿智。

     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干部要堅持以人為本，提高執政者能力，必須切實修煉領導智慧。領導智慧是深層次的領導方法和藝術。從人本視角來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建設好和諧社會，各級領導干部的領導智慧最起碼應該在如下三個方面修煉提高——

        一是樹立典型。

        在領導工作中，領導者要善于抓典型，即樹立典型，也就是通過造“勢”來帶動群眾實現目標。毛澤東善于通過抓正反兩方面的典型來充分發揮其示范和警示作用。比如在延安時期，嚴肅處理抗日軍政大學的黃克功，維護了革命紀律，教育了根據地軍民，鞏固了革命隊伍的團結，贏得了軍心、民心；1963年，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并強調學習雷鋒的好思想、好作風、好品德，學雷鋒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等等。他說，作為一位領導者，要能及時、準確地發現和捕捉新的工作生長點和代表社會發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并積極地加以扶持和推廣，以引導帶動全局工作，這也是檢驗領導者能否創造性工作的一個重要標志，是領導能力的體現。

        二是知人善任。

        “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毛澤東曾經十分信任和欣賞羅榮桓與鄧小平，認為他們“無私利，不專斷，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開，放得下。”綜觀羅鄧二人的為人處世，特別是鄧小平作為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以來的豐功偉績，毛澤東的評價，可謂字字珠璣、非常準確。在用人方面，毛澤東一貫任人唯賢，以事業為重，強調德才兼備，又紅又專，知人善任，用人所長，并且胸襟廣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三是調查研究。

        堅持以人為本，首先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找準存在的主要問題。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十分強調方法論問題的重要性，把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視為能否做好領導工作的關鍵。他把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這一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具體運用于實際工作，創立了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調查研究就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為指導，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向實際作系統周密的調查，掌握第一手資料，然后對其進行科學分析和研究，找出其中的規律性，并轉化為一定的方針和對策。對于如何開展調查研究，毛澤東除強調明白目的、端正態度和全面深入外，還提出了許多具體可行的方法，比如開調查會的集思廣益形式，分析和綜合的結果處理方式，“走馬觀花”和“下馬觀花”的途徑等。

        我們還可以從歷史著作中學習與提升領導智慧，比如《水滸傳》。一個企業能夠給予人才的，有位、權、利三種資源，位即級別，權即職責，利即待遇——在水滸中，時遷貢獻大、也受到大家的認可，但他的排位是第一百零七位，倒數第二位，這是因為他的技能的名聲不好，是“偷”。他不會管人，因而也沒權力。但他的待遇是按照第三位來安排的。相應地，“大刀”關勝貢獻能力都一般，但他是關羽后人，有名人效應，因而能排名前五，享有很高的待遇。當然到了打仗的時候，關勝仍然是普通的將領，這是給位、給利，不給名。朱武在梁山軍事管理中算是“副總參謀長”的角色，能力很強，權力很大，但他的排名只有三十七名，待遇也一般。從時遷、關勝、朱武這三個人的人事安排，我們就可一窺梁山一百零八將安排中的領導智慧。

        但是,從中國傳統找領導智慧，常走向兩端——或者特別高大，比如說為國為民留名史書，或者特別實際、甚至不惜用手段。像很多方面一樣，在領導智慧上我們還沒有掌握像西方那樣將它進行科學包裝的技巧。下面，我們來對“能人”岳飛命運進行解析——岳飛沒有注意兩個重要的外部條件，一是宋朝基本政策導向是抑制武將，二是他的“領導”高宗趙構缺乏自信、性格軟弱。而岳飛所做的則讓他注定是個民族悲劇：他是能人又是“牛人”，讓領導不放心；他是能人又是“名人”，讓領導不開心；他是能人又是“直人”，讓領導不省心；他是能人又是“賢人”，讓領導不安心；他是能人又是“犟人”，讓領導不順心。岳飛之死，是因為“莫須有”的罪名，也就是“也許有罪”，岳飛確實就死在威脅皇權的這種可能性上。

        《三國演義》中，東吳大都督周瑜在群英會上即興高歌道：“大丈夫處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這不只是周瑜一個人的抱負，而是無數英雄豪杰的共同情懷。功名是什么？功名就是指人通過自己的努力在某一領域或者某一方面獲得較為優勝的社會地位、領導地位，是為了獲得一般人難以獲得的一種榮譽，獲得一般人得不到的稱贊和獎賞。所以，有了功名，就可能升官，就可能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就有較高的威信，就會有較大的影響力。古往今來，有無數的領導人都在盼望成名，把成名作為人生的重要目標。

        《史記》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功成名就。他每次出巡時，旌旗招展、鼓樂喧天、浩浩蕩蕩，十分壯觀、無比榮耀。有一次，當他的出巡隊伍行經楚地時，有個青年被如此的風光深深地吸引和強烈地震憾了，他羨慕萬分，禁不住說了一句：我可以取而代之。這個青年就是后來的西楚霸王項羽。

        其實，領導者追逐功名本無可厚非。從功名的追求中也可以反映出一個人遠大的志向。尤其是在封建社會時代，一個人要想出人頭地，有所作為，就需要建功揚名。譚小芳老師認為，有了功名，才能登上更大的舞臺，讓自己發揮出更大的社會效應，從而對國家、對人民做出更大的貢獻。也正如拿破侖所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沒有大志向就成就不了大事業。

        當然，如果說這只是一些人杰雄才對功名的注解，那么，退一步講，對于一個普通人而言，追求功名，也是一種比較積極的人生態度。因為功名能體現出自己的價值，讓自己活得有意義、有尊嚴，套句國人常掛在嘴上的話就是“讓自己有面子”。能夠揚名立世、光宗耀祖，總比一輩子渾渾噩噩、庸庸碌碌的人強吧。

        甚至還可以再退一步講，對于任何一個自然人來講，都有一些正常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需求。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每個人都有“自我實現傾向”，而最能滿足這種心理需求的，莫過于“功名”二字。這種功名的目標可以極大地激發生命的活力和潛能。但是，一個人如果把功名看得太重，把它當成了自己生命的全部和人生的終極追求的話，那就不值得稱道了，這樣的領導者實在算不上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