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全球通信運營商各出奇招，與OTT企業或對抗、或競合，還是國內運營商與搜狐視頻、PPS、百視通等互聯網企業合作，竭力擺脫純管道的陰影，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運營商+OTT的商業模式，如今并沒有特別成功案例。但另一種解釋是，未來充滿無限可能。 商業模式的未來 傳統電信業的收費模式是“前向收費”，也即向用戶收費；互聯網企業的收費模式則是典型的“后向收費”，向合作商戶收費，用戶端免費。這種收費對象的不同，天然地使運營商在“微信是否收費”的輿論大戰中處于不利地位。但事實上，無論是電信運營商，還是互聯網企業，對于彼此成熟的收費模式，都是艷羨的。因此，當韋樂平的《去電信化》演講中，對于未來電信運營商的商業模式，明確提出從單純的前向收費向更加靈活多樣的混合模式轉變時，一些業內人士同樣考慮的是，如何創建全新的商業模式，從而達到共贏。 如果移動與微博共享數據庫？ 前文提到探索已經開始，聯通與PPS、唱吧、搜狐視頻所推行的應用包月模式，在目前國際市場上，是較為成熟的方式。但嚴格來說，這種方式只能算是雙方粗淺的合作，同樣隸屬于“前向收費”模式，互聯網企業(游戲行業除外)通過這種模式，終于打破了只能靠流量吸引廣告的收入模式魔咒，但電信運營商更需要向互聯網企業學會的是，如何向商戶收費。 可能的模式并非沒有。直接的做法是，運營商與互聯網企業合作，并通過廣告盈利，比如，某個應用包流量免費，但用戶必須要收看其中的廣告，運營商和互聯網企業對此收入進行分成。但這種做法的桎梏在于，移動端的廣告模式，至今并無特別好的用戶體驗。 “理想狀態下，運營商與互聯網企業合作，一起做大市常”根據艾瑞發布的2012年度中國互聯網廣告核心數據，本年度中國網絡廣告市場規模達到753.1億，而且增速已經放緩。這個數字對于年收入至少在2000億以上的三大運營商而言，顯然沒有動力，但陳志剛看到的是未來：假設中移動與新浪微博合作，打通數據庫，在共享用戶信息的情況下，運用大數據分析數據，一定能有全新的商業模式被觸發，這時候，后向收費的概念外延便遠遠大于廣告，蛋糕自然會更大。 如果APP變成了800電話？ 在廣東某運營商人士楊樂(化名)看來，運營商與OTT合作的最理想歷程可能會是這樣：首先表現為用戶流量上升，運營商推出符合用戶流量需求的大流量套餐產品。隨著OTT業務的深化，運營商和部分主流OTT共同推出產品，比如傳言中電信和網易將共同推出的翼信；或者淡化通道，比如現在聯通與搜狐視頻的合作，產品資費中包含無限流量。最后，運營商自身也走向OTT化，底層通道完全數據化，運營商和OTT商在業務上進行差異化競爭。 在這個過程中，傳統企業也許會成為運營商新的客戶。如今，銀行、券商、汽車等傳統企業大量開發移動APP，為用戶提供自助服務，以及營銷推廣。如果由其為用戶使用APP的流量買單，不僅為最終客戶節省了費用，實際也為傳統企業節省了大筆的實體服務費用，形成共贏，這與免費800客服電話有異曲同工之妙。 事實上，類似的案例已經出現，招商銀行近日推出了它的微信公眾平臺，用戶可以綁定自己的招行賬號，并獲得相關信息，而招行借此可節省大量短信推送成本，并增加用戶粘性。如果招行愿為此部分流量和應用向微信和運營商付費，那就是多贏，用戶也將從中獲益。 政策管理和監管的未來 然而，無論是用“去電信化”的思維方式，還是通過與互聯網企業的競合為電信運營商未來幾年的發展謀劃轉型之路，擺在電信運營商面前的，除了前文已經提到的固有思維之外，相關法律、政策以及監管的方式都必須創新，這遠非電信運營商靠一己之力能完成，而是整個生態環境的變化。 如果對微信征收普遍服務基金稅？ 在今年春天的“微信收費”輿論浪潮中，輿論幾乎一邊倒，運營商被“妖魔化”成打擊創新的壟斷企業，工業和信息化部被迫明確表示，政府不會干預微信業務是否收費或怎么收費等問題，并防止企業利用壟斷地位來排擠競爭對手。然而，很少能有理性人士指出，運營商此時是為自己的生存在喊話。 三大運營商作為“壟斷企業”“高利潤企業”早已在輿論中形成思維定勢，但事實上，中國通信市場競爭之激烈，世所罕見。韋樂平曾言，在他所了解的全世界幾十個國家通信市場中，從未見過像中國這樣畸形的競爭。可以佐證的是，2011年7月，工信部不得不印發《關于規范基礎電信運營企業校園電信業務市場經營行為的意見》，規范發生在各地的無序校園競爭。這大概在全球都是一份獨一無二的通知。 然而，對于互聯網企業，中國的輿論、監管和法律便“寬容”許多。陳志剛舉例，僅以掃黃為例，中國移動對于網絡黃色信息的清理，有一支龐大的專業團隊，每天人工處理大量信息，而互聯網企業對此投入的人力物力，均無法與運營商相比。再以投訴為例，工信部對三大運營商有嚴格的客戶服務質量要求，一旦投訴被“升級”至工信部，相關部門的KPI均受影響。但用戶對于互聯網企業的投訴，卻并沒有如此清晰的政府監管部門，很多時候，甚至是投訴無門。 “這種雙重的標準，是一種不公平的監管體制。”陳志剛認為，市場的公平既需要考慮參與各方的效率，也需要考慮義務和責任的合理分擔，未來電信運營商與OTT企業如果要共同發展，建立一整套統一公平的監管體制，十分必要。比如，對于微信類OTT應用，或許可采用征收普遍服務基金稅的方式，以補償運營商在邊遠地區建設網絡的成本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