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中國企業接班人的主要原因:

1、商業環境

每個人都有一種趨利避害的心理，在現實的情況面前，人們傾向于規避高投入、高風險的領域，而轉向能給其帶來更為明確前景的領域。在中國改革開放后誕生的第一代民營企業中，其主要起家的領域幾乎全部集中在實業領域，并且以制造業為主。經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中國制造業已經完全融入到全球經濟的整體范圍內。在其面臨越來越廣闊的市場空間的同時，也越來越受到來自國內外多種因素的影響，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能令中國的制造業草木皆兵。中國民營企業本小利薄，在不斷的國際供求環境影響以及國內宏觀調控的打壓下，更是陷入了深層的生存發展危機，隨著原料資源、勞動力、土地使用等多種要素價格的上漲，弱小的民營企業不斷倒下，那些選擇堅強的企業，也不得不在未來的經營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生怕一點點的決策失誤就會帶來企業崩盤的結局。

“利潤如刀片一樣薄”是眾多生產制造類民營企業不時發出的慨嘆，與此同時，以小博大的資本運營方式成為了企業家青睞的對象，面對著動輒幾十倍市盈率的資本買賣，企業家們再也按捺不住那顆跳動的心靈，毅然決然的投入到金融領域的汪洋。有人說：企業做產品是一分一分的賺，做品牌是一毛一毛的賺，而進行資本經營是一元一元的賺。富二代當然不是傻瓜，他們中的一些人不愿意再接手父輩們留下來的遠離一線核心城市的制造類企業，而熱衷于留在北上廣搞他們自己的資本運作與金融投資。取笑父輩們做生意的辛苦甚至成為圈內的時尚，即便那些子承父業者也不再安心于“蕭做曹隨”，而是在實業領域嫁接上資本的翅膀，意欲令企業振翅高飛。

然而資本領域并不是每個人的伊甸園，賺得快、賠的也快，并且一賠就會賠的傾家蕩產，天下哪里有穩賺不賠的生意，另外一些更加聰明的富二代想到了“當官”。可以說，進入了政界相當于給企業找到了良好的靠山，誰會知道富二代在依靠目前的財富打入政界，取得炫目的政治地位，培養了深厚的人脈關系以后不會卷土重來，那時反而是第一代企業家正式退休的年齡了。

2、政策環境

在另一種環境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營企業家在很長一段時間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來經營企業，政策制度不完善使得民營企業要想獲得發展就必須游走于政策的邊緣。中國企業家領袖柳傳志就曾經說過：像我們這一代的企業家是在一片荒蕪中創業的，分不清哪里是合法的，哪里是非法的，如果因為政策法律不清晰就不去做，那么就不會有今天的企業家群體。游走于政策的邊緣就意味著不時要受到違法的威脅，這些草莽出身的企業家們在一窮二白的身份下起家，與當年扛起槍桿子鬧革命的無產者有相同的心態，再輸也不過輸掉自己的腦袋。正是在這種環境與背景下，才造就了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群體。

隨著改革在市場經濟領域的深入，政策與法律的完善程度并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政策與法律空白點依舊存在于中國企業的創業環境中。那些富二代們再也不是一窮二白了，他們手握億萬真金白銀，就如皇子一旦被冊封為太子后，必然在各方面都會比之前更加謹言慎行，因為一旦失手，失去的就不僅僅是身家性命了。與其繼續在薄如刀片的利潤上過著刀頭舔血的日子，還不如及早套現，變成一個端著鐵飯碗的公家人，反正我手里有的是錢，不用過著依靠貪污腐敗才能發財致富的心驚膽戰的日子，我圖得就是清閑、就是瀟灑。

3、社會環境

從社會整體環境來看，中國的社會環境也對企業家很不寬容，“無商不奸”、“無奸不富”成為民眾評價中國民營企業家的代名詞。由于堅持認為中國民營企業家“原罪”問題的存在，在歡欣于民營企業家倒掉的同時，也通過不同層面來拷問著企業家的心靈。“富二代”作為一個群體名稱的出現就充分體現出民眾對企業家群體的態度，而一旦某個富二代發生了什么事情，必定會被戴上群體性特征來加以詳細推敲、探討，其中不乏缺乏理性的謾罵與攻擊。相對于眾多廣大的非富人群體，在輿論面前，富人集團、民營企業家群體其實是真正的弱勢群體，在創造著社會80%財富的同時，遭受著更為不公平的待遇。

“為富不仁”成為民眾對富人集團的另一個評價，似乎民營企業家做的許多事情都是理所應當。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中國民營企業家領袖，在企業家群體中享有較高聲譽的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由于捐款數量較少而遭到網友的無情謾罵。雖然王石一直在耐心解釋企業有企業的責任，企業的錢是股東的，不能隨便捐出，企業的責任主要是做好企業，發展生產，為社會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向政府繳納更多的稅收。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平息民眾的憤怒，最終王石不得不宣布再次捐款。

這種傾向也體現在執政者的心態中，官員們習慣于認為民營企業家的發家必然存在著陰暗，如果不吃拿卡要反而虧待了他們，地方政府也習慣于向企業分配各類攤派，民營企業成為當地政府的唐僧肉，使民營企業家們不堪其擾。民眾輿論對于民營企業家如此的不寬容，富二代也不愿意選擇堅守，他們樂得拿著祖輩賺的辛苦錢移民海外，而不愿意繼續生存在懷疑謾罵的環境之中。

其實“富二代”不接班并不代表什么，在國外許多企業家的子女不愿意接班，而熱衷于做一個畫家或游者，家族拿著股權，每年分享著利潤，而將企業交給職業經理人打理，這樣的企業反而能夠越做越大，也最能規避家族企業中存在的種種弊病。但在中國目前的這種現象反映的深層次問題卻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由于中國的職業經理人市場尚未真正形成，家族企業無法真正放心將企業交給經理人團隊，而富二代的不愿接班也并非從內心里對商業本身不感興趣，而是外部環境的擠壓才造成此種情況。

“最為難舍是離愁”，富二代們選擇逃離是迫不得已的下策，當“學而優則仕”、“學會文武藝，貨賣帝王家”的心態扎根于中國精英階層中，當越來越多立志于從政的精英們無法將滿腔的才華傾注于發展社會生產、創造社會財富，而將這些才華傾注于政治領域中時，是否將會重演一幕幕類似于文革中人整人的悲劇，這才是應該引起我們真正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