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說中國人的思維惰性時，并不表示西方人的思維就沒有惰性，而是在不同的方面表現出惰性。中國式的思維惰性，直接導致了中國在近現代以來，人文、科學理論和科學技術的落后狀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西方思想和科學技術的洗禮下，中國式的思維惰性不僅沒有改觀，反而愈演愈烈，我們“租借”別人的技術成果，享用別人的思想、理論果實。我們學習了經驗，也看到了西方進步的根本動力——科學思維的系統性（盡管離完善還有很大距離）。我們或許可以用市場換來技術成果，甚至是思維的技術，但沒有用。
中國人通常是明知什么是對什么是錯，卻未必會去做對的事情，更不要說投入全部精力去做對的事情。盡管中國人已經知道理性思維的重要性，無論是基于對真實的欲求還是功利目的，存在著一種更內在的力量阻礙中國人去實踐科學理性，并且由來已久，根深蒂固。
筷子和刀叉，是象征中西文化差異的形象符號。兩種器具背后，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理念。據考古發現，中國人在戰國之前還普遍使用刀叉，很少有戰國之后的刀叉出土。筷子在戰國之后廣泛流行，沿襲至今至少2500年以上。西方學者認為，西方人普遍使用刀叉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不過500年的時間。
從器具進化的角度看，刀叉的形態和原始人的勞動工具——燧石刀、木制長矛很相似，作為飲食器具的刀叉是勞動工具的延伸、再現。由此可見，西方人對自然的征服意識通過飲食器具反映的生活意識之中，連生活也具有勞動的意味，勞動構成了西方人的生命主題。正如馬克思和黑格爾所主張的那樣——勞動是人的本質。當一個社會將勞動視為存在的價值，作為生活的目的時，對于認識客觀世界，對于勞動技術和效益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筆者以為，這是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得到快速發展的源動力。
與此不同，筷子是純粹的生活創造。這意味著勞動與生活在中國人意識中的剝離狀態，勞動與生活是手段和目的的關系。生活作為目的決定了勞動的投入程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作為目的必然專注于道德倫理，重視怡情養性，無視客觀世界，表現為致命的思維惰性。以至于春秋戰國時期那種百家爭鳴的文化生態，已具邏輯和辯證精神的思想面貌一去不返。時至今日，中國人還在為一套房子奮斗終生，還在貫徹著“日落而息”的千年傳奇。改革開放30余年，的確改變了中國人的物質生活，卻壓根沒有動搖他們對勞動的態度。
中國人的筷子在春秋戰國之后廣泛流行，而西方人的刀叉在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得到普遍使用，絕不是一種趣味性的巧合。勞動與生活的關系，勞動作為目的亦或手段的定義，在現代中國人眼里，不過是價值判斷的問題，因人而異，沒有什么事實標準。可現實是，如果中國人不能從根本上扭轉或改變這種價值觀念，超越西方絕無可能，只有亦步亦趨，當“跟屁蟲”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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