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收獲》編輯出版的《長篇專號》增刊，本該默默無聞地上市，但因為刊載了郭敬明一篇名為《臨界·爵跡》的小說，而被媒體當作新聞報道了出來，并且引發了一些讀者的爭議。閉著眼睛也能想到這些爭議是什么，簡單地講，無非是說郭敬明配不上這本老牌文學期刊。 

    反對郭敬明作品登上《收獲》，還是一些讀者心目中的“文學潔癖”在作祟，死抱著“純文學”的概念不放。這年頭魯迅文學獎都把橄欖枝拋向網絡文學了，再將文學區分成“純”和“不純”兩個類型，可見有多落伍。再者，去年郭敬明的作品登上《人民文學》大獲成功，該期《人民文學》多賣了不少本，為何《人民文學》登得而《收獲》就不能登？ 

    反對者認為曾發表過余華、賈平凹、宗璞等名家作品的《收獲》發表郭敬明的作品有些輕率，這構不成郭敬明不夠資格登上《收獲》的理由。若論名家，郭敬明和上述幾位作家一樣，是不折不扣的名家。而若論銷量，前面幾位作家現在捆在一起，也未必能賣得過郭敬明。所以，暫且不論《收獲》執行主編程永新如何強調文學的“彈性與包容度”，發表郭敬明的小說能帶來的最實際的收效是，可以讓該《長篇專號》銷量猛增。 

    雜志獲得了銷量，作家實現了鍍金，因此，《收獲》與郭敬明的這次“交易”是雙贏行為。這里說的“交易”并無貶義。這是因為，在文學的消費特征被明確，文學的商業屬性得到承認的大背景下，圍繞文學進行的經營行為，已經潛移默化地為人們所理解并接受。文學的定義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文學的主要功能由“陶冶人”變成了“愉悅人”。如果郭敬明的文字真的能夠愉悅讀者，那么，刊登他文字的載體是什么還重要嗎？ 

    多年的訂閱量持續下降，直到降到一個說出來都有些令人感到羞慚的數字，《收獲》需要郭敬明的程度，要大于郭敬明需要《收獲》的程度。近兩年《收獲》一直在做沉重的轉身，一方面要維持其純文學老牌期刊的尊嚴，另一方面也要艱難地去做以前可能不屑于去做的事情，比如發表一位有爭議作家的作品。這年頭比堅守更重要的是生存，如果連生存的能力都沒了，談何文學。從這個角度講，愈是關心《收獲》的讀者，愈要理解《收獲》的做法——不是《收獲》沒想法，而是面對殘酷現實沒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