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科學的管理方法在中國為什么收不到良好效果　　　　　　　　 目前中國（中小）企業的發展，經過30年的努力絕大部分企業已經形成一定的規模，管理問題由創業階段的次要矛盾上升為轉型期或成長期的主要矛盾。但是目前企業的管理處于戰國時期，各種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同的人紛紛提出自己的不同的主張，﹙包括西方管理）結果，形成了企業“小”、慢”、“亂”的現狀與總體上管理混亂的格局。這就象一群體能素質和技能素質水平參差不齊的人參加一場田徑賽，沒人知道終點在什么方向。發令槍響過之后，人們四散開來，他們或根據自己的意識判斷、或根據別人的指點，紛紛向自己心目中的目標跑去，結果只是極少數的人到了終點。這些到達終點的人并非都接受過體能和技能的訓練，而那些接受過體能和技能訓練的人并非都能到達目標。這就是西方現代科學管理水土不服的原因——在錯誤的方向中體能素質水平和技戰術素質水平越好，偏離目標越遠。其結果反倒不如盲目漫跑的人，這也是人們對科學管理提出質疑的原因。　　　　　　　　 西方現代科學管理理論及方法是在漫長的工業文明進程的基礎上發現總結出來的，并且都是經過實證證明的系統性理論。科學的東西畢竟是科學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西方科學管理之所以在中國“水土不服”，不在于西方管理科學本身，而在于我們的管理指導思想進入了誤區，發生了偏差。在對管理哲學沒有明確認識的情況下，管理者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用傳統文化（有人把傳統文化視為中國的管理哲學）作為管理指導思想，而中國傳統文化的基點與西方管理科學的基點是不一致的，在這樣的管理思想指導下，科學的管理方法只能結出苦果。　　　　　　　　 二、管理思想誤區的成因　　　　　　　　 管理思想走入誤區的成因不是單一的，首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其次是管理理論界的誤導；其次是管理的認知水平；其次是特殊歷史時期的影響。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廣義的中國傳統文化由中國古代諸子百家的理論形成一個廣泛的文化體系。其中道家理論位于形而上的哲學層面，其余各家位于應用層面。狹義的中國傳統文化是自西漢時期漢武帝劉徹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后，把儒家思想從“術”的層面提升為國家思想，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思想體系，（其實是人學和倫理學的應用哲學層面），其核心是“人”，倡導的是“有為” 和“智慧”。　　　　　　　　 儒家思想作為組織管理中的人力資源管理思想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如果把它放在組織層面作為組織管理的指導思想，在先期對組織管理具有推動作用。一旦組織穩定之后就會顯現出巨大的破壞作用，使管理者欲罷不能，直至組織解體和僵化。把儒家思想放在它原本的位置，對組織建設有利而無害，放錯了地方就變成了鴆心巧克力。從歷史上看自確定了儒家思想地位之后，中國自漢以來幾乎止步不前，其間幾次著名的盛世之治無一不與采納了道家主張（管理哲學思想）有關。從現今企業看，凡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企業無不發揮“人”的作用，創業初期有較強的凝聚力和信息反饋速度。當企業做到一定規模時候，靠領導一人之力難以應付全面工作了，企業領導要面臨兩項選擇：一是采用科學的方法發揮組織作用管理企業，以求繼續發展；二是仍舊采用人治管理維持現狀，企業停止發展。在經濟規律和人性規律的支配下，企業領導往往選擇前者。這時候新的問題來了，由于現代科學管理的基點是“事”，管理作用的發揮靠的是組織，這就要求上級領導要交權給組織——授權；要求下級管理者分權——現代管理與人治管理發生直接矛盾。對于習慣以我為中心的上下兩級管理者們而言，因其上多智，所以其下智多，對下級管理者收權易造成管理層干部人心逆反，干部隊伍不穩。企業主要領導向管理層分權因下智多又怕造成企業后患，這又給企業主要領導造成兩難選擇。前面的兩項選擇是定量選擇的話，這個兩難選擇就是定性選擇。在崇尚自我和智慧的大環境下逼迫企業主要領導不敢輕言授權，而在人治企業中授權對象職位越高，對企業造成的潛在威脅越大、除非是他非常相信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只好無奈回歸人治管理，畢竟企業僵化比死亡好些。這時傳統文化的害處暴露無遺，使人成癮，欲罷不能。　　　　　　　　 （二）管理理論界的誤導　　　　　　　　 至目前為止，管理理論界對于用什么樣的管理哲學思想指導企業界的管理實踐，尚未形成統一意見，各自按各自的認識給運動員指出終點的方位，其中有傳統文化說、有方法說、有移植西方管理哲學思想說、有兵家思想說、有法家思想說、有“中國式管理”說、紛紛紜紜，莫衷一是。這些說法都不全面，甚至是有害的。最為有害的是脫離了客觀規律“用奇（用智）”和“人為”的管理主張。在我們管理理論界、高級學府的培訓機構、管理咨詢機構或管理研究機構中，有些人堂而皇之地在誤導企業界的管理者。例如某學者倡導的“中國式管理”雖然在字面上主張用中國管理哲學與西方管理方法相結合來管理我們的企業，但是他對“中國管理哲學”的理解卻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如果把它稱之為哲學，也只是在“人學”和“倫理學”方面的應用哲學。如果把這種位于“術”的層面的思想提升到整體的層面，作為企業管理總的指導思想，將會把企業帶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有些講座和培訓機構使管理者知科學管理其然而未使其知所以然，造成培訓的東西不能應用于管理實踐。也許是利益趨動、也許是沒認識到，總之是不利于企業發展的。　　　　　　　　 老子曰：“少則得，多則惑”。意思是認識到了根本的東西提一綱而得全目，認識不到根本的東西，學得越多越陷于迷惑。統一了對管理思想的認識，其他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了。這個問題非常緊迫，應引起管理理論界、企業界和政府的高度關注。　　　　　　　　（三）管理者的認知水平及思維貫性的影響　　　　　　　　 管理者的認識誤區除了以上兩個因素之外與其自身的知識修養有一定的關系。首先是管理者的管理理論認知水平參差不齊。尤其是現在仍在管理崗位上的第一代創業者，大都沒有接受正規的管理科班教育。感到需要了，一方面學習其他企業零星的經驗，另一方面本著“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用奇”思想（這也是一般中小企業的一種普遍的管理思想），逮什么學什么。最常見的現象是熱衷讀“點子”，讀“勵志”而不愿讀枯燥無味的原理書籍，舍本而逐未、濫學添惑，欲速則不達。　　　　　　　　不從原理上系統地認識管理，得到的認識是零亂的。這就造成了他們善于從事物的表象觀察事物而不善于從形而上的高度思考問題，這就使他們的管理經驗和認識象一顆顆珍珠，雖然每一個珍珠都那么圓潤晶瑩，但很難串成一串項鏈，從而使他們的知識不能用來指導企業的全面管理。　　　　　　　　 其次，管理者的思維貫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發展。這個原因與其管理知識修養有很大關系。比如說，企業在創業期的管理指導思想、思維方式、管理模式、管理主體作用發揮等與企業在成長期的要求并不是完全一樣的,而成長期與成熟期的要求又不完全相同。但是由于當前大部分管理者系統管理知識上存在不足，所以在對企業發展的總體認識上形不成一個清晰的概念。他們已經習慣了在創業階段形成的思維方法和管理方法，這種在創業期具有良好作用的管理形式到了企業形成一定規模時就會變成包袱。由于觀念決定行為，所以他們就會背著這個包袱走進了創業期與成長期之間的第一個轉型期。　　　　　　　　 在轉型期中，客觀要求我們的管理要件必須適應企業發展的要求，固有的管理形式與新的要求之間的矛盾迫使企業不得不去應變。由于思維貫性的作用，大多企業仍在“用奇”的思維方式下尋求管理方法上的突破，因此引進西方現代管理方法。這又產生了指導思想與方法的嚴重錯位（180°），又回到了西方管理“水土不服”的老話題上了。固有的思維貫性產生的原因仍舊來自于管理思想的認識。　　　　　　　　 三、用什么樣的管理思想作為企業的指導思想　　　　　　　　 管理思想是指上升到形而上層次的管理認識，也就是管理哲學思想。管理哲學思想對管理的認識有三方面的基本問題：管理是什么、管理為什么、如何管理。對這三個基本問題的回答，中西方管理哲學的觀點是一致的。究竟選擇西方或中國管理哲學思想指導中國﹙中小﹚企業的管理實踐較為有利呢？這要作具體的對比分析。　　　　　　　　 ﹙一﹚中國傳統管理哲學與西方管理哲學的比較　　　　　　　　 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管理哲學應該是春秋時期老子所著的《道德經》。《道德經》是在中國傳統哲學《易經》自然觀基礎上的，應用于組織管理工作和管理者自我管理的社會觀、組織觀、發展觀、行為觀及管理方法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總和。《道德經》雖然區區五千言，但它用精準簡煉的語言把形而上所涉及的管理思想和形而下所涉及的管理方法，從整體到具體詳細而系統的進行了論述。語言之精辟以至于每句話、每個詞甚至每個字都可以展開獨立成章。其深度、廣度、認識水平遠遠高于現代西方管理哲學。　　　　　　　　 西方管理哲學產生于上個世紀的1978年，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霍金森出版了《管理哲學》，1983年又出版了《領導科學》。西方管理哲學的體系架構一是管理學的基本問題；既管理是什么，管理為什么，如何管理。二是管理哲學的方法論問題，即如何創造一種適合管理哲學自身的方法論 。三是管理哲學的不斷改進。　　　　　　　　 西方管理學所涉及的問題《道德經》早已有了明確的結論，而且在體系架構方面遠遠比西方管理哲學更加深邃和寬泛。　　　　　　　　 ﹙二﹚中國傳統管理哲學與現代管理科學一致性的比較　　　　　　　　 西方管理科學思想源于西方哲學，而西方哲學源于古希臘、古希臘哲學的宇宙觀、世界觀及事物規律的認識觀與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完全一致，只不過時間上比中國至少晚3000年左右。二者的認識都是在實證的基礎之上。當中國傳統哲學已進入組織管理（天下、邦、國、鄉、家的管理）和管理者（王、侯等統治者）的自我管理的應用時（管理哲學的產生），古希臘哲學正圍繞“一”與“多”展開。　　　　　　　　 西方管理思想重點是“事”，管理的出發點在于“治”，管理方法在于“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中國管理哲學思想的重點也是“事”（而中國傳統文化的重點則在于“人”）管理的出發點在于“防”。這一點比西方管理科學領先了一步。中國管理哲學對管理方法的認識是“始制有名，無為而治”，即在組織管理與客觀規律的雙重要求下展開管理活動。這一點更能讓主體明白“管理方向”和“管理方法”的一致性和科學性。　　　　　　　　 中國管理哲學對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的原則方面的探討水平遠遠高于西方管理科學探討的范圍和深度。尤其是對管理主體的思想和行為的探索遠非西方管理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所能企及。這些深邃的思想意識的形成是由于上萬年的社會實踐（中國古代兩儀哲學思想起源于12000年前）和對事物運動規律觀察的高度總結的結果。沒有時間作為積淀是難以達到的。　　　　　　　　 可以這樣說，中國管理哲學是今后全球管理哲學研究和管理實踐的指導。真理的發現和科學的結果具有唯一性和排它性，企圖探尋另外一種全新的管理哲學思想的想法是幼稚可笑的。　　　　　　　　 西方現代科學的管理方法之所以在中國“水土不服”的原因，是我們的管理指導思想陷入了誤區。管理理論界和企業界自覺或不自覺地誤把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視為中國管理哲學，某位“中國式管理”的倡導者就是如此認為。而中國傳統文化（包含兵家、法家思想）的中心是建立在“人”和“智”的基礎之上，其共同點是主張“用奇”進行管理，從而把管理引向誤區，造成了中國企業長期在小規模低水平狀態下的生生死死，其危害性極其嚴重。欲解決這個問題，進而在管理上創新，首先要解決什么是真正的中國管理哲學這個認識。　　　　　　　　 哲學是研究事物本源的一門學問，它的研究方法是探索、總結和發現而不是創立。這種本源和發現具有排他性。從這個意義上看，符合現代“哲學”定義的中國的形上認識理論，唯一的著作就是老子的《道德經》。而其他諸子百家的理論則是在此基礎之上應用于莫個方面的形而下的應用哲學或方法論。　　　　 認識論解決的是方向問題，方法論解決的是技能問題。方向對頭了好的方法可以發揮好的作用，方向錯了方法越好其破壞作用越大。就像參加一場機動車拉力賽，方向錯了車子的性能越好偏離目標越遠，這就是“中國式管理”大受追捧，而西方科學的管理方法在中國水土不服的原因。使中國（中小）企業長期以來用錯誤的思想指導企業的管理，造成了“巧治”方法添亂、科學方法更亂的管理迷局，致使中國（中小）企業永遠難以做大。　　　　　　　　 學術界把《道德經》歸類于自然哲學，實際上它是基于自然哲學基礎之上的管理哲學。《道德經》用三分之一篇幅論述了自然哲學思想，三分之二篇幅論述的是管理哲學思想、其中組織管理和管理主體的自我管理各占一半。按我們現在的歸類劃分，可定義為管理哲學。　　　　 它從自然哲學思想出發，系統性的論述了組織管理（治國）思想本源（發現規律利用規律）以及管理方法的原則。希望引起管理理論界和企業界的重視，從管理的視角重新審視《道德經》的現實意義，把《道德經》作為管理主體（包括企業在內的一切社會組織和管理者）的管理指導思想，才能確保我們的管理實踐不至于南轅北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