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奇人，他的獨特之處不在于為人類文明的大廈如何添磚加瓦，而是從根源上對這座大廈的基礎進行了反思。就像康德在西方哲學中所做的那樣，他們在人類理性高歌猛進的時代，共同對它進行了批判和質疑，但莊子似乎比康德走得更遠，他對人類的理性做出了根本的超越。
　　人類理性的基礎是語言和邏輯。首先，思考必須使用語言，其次，語言必須依靠邏輯來聯結，否則無法得出任何結論。所以，語言與邏輯是人類理性和一切文明的基礎。先說我們用來思考的語言。語言是人類自己創造的,而人們在創造語言的過程中必定依照某種統一的模式，這種模式實際上已經包含了一種認知方向。我們為某物或某事命名，這個名就潛在地包含了我們對它的理解。那么這個認識方向是如何來的呢，這就像康德所說的那樣——天賦理念。思考必須使用語言，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別的思考工具，這是全人類共通的，所以天賦理念很直接了當地向我們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你的思維必得局限于人類的眼界，因為你用來思考的語言中就包含了這樣一種界限。接下來是邏輯———我們連接語言的方式。思維中的邏輯方法,是人類對世界千百年來不斷地接觸與感悟而獲得的，人們以這個世界中各種事物聯系的方式為模型，作為我們聯結語言的方式。這一點是任何文明都一樣的，語言可以有所差別，價值取向可以不同，但是語言中的邏輯性都是相同的，沒有任何民族在用非邏輯的方法思考，也沒有不同的邏輯，因為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中。這點也體現了我們作為人類的共同性.。邏輯，也是十分人性化的思維工具，它同樣包含了人觀察與體驗的界限。而人的思考，一樣跳不出邏輯的范圍。
　　既然語言與邏輯都是有局限性的，那么理性它還有存在的價值嗎？它何以存在至今，又將何去何從？
　　我想莊子與康德都曾經面對過這個問題，康德沒有提出答案，但莊子有。莊子認為，也許人就是有限的存在，一切語言與邏輯都是有限的。也正因為這種有限性，所以人所能犯的錯誤同樣也是有限的，而有限的事物，或者說在我們有限性之內的事物，我們是可以把握的。我們所有違反自然，戕害生命的行為，仍然是在使用語言與邏輯的范圍內所犯下的，所以它就可以在語言與邏輯的范圍內得到解決。
　　這里有一個基本的原則：人雖有限，但我們仍希望這有限的生命能夠得到在他的有限性之內報答。這就是對生命的愛和同情，希望這生命能夠自在地生長，進化，直至終結，而不是被扭曲，扼殺，遭受痛苦。這也是東方文明特有的人文關懷的精神。
　　所以語言與邏輯本不存在，人類本是自然隨性。這種自然隨性與天地間的其他事物無異。人類創造了語言與邏輯，乃是在有限之物上再加諸一樣有限之物，雖然仍屬有限，但依舊不失為一種進步，因為它使有限之物更加發展。而新加諸的有限之物，是人類的工具與手段，卻并不是生命本身。我們所犯的錯誤，便是把它也當成了我們生命的一部分，由此造成的痛苦便無休無止。工具本身就是要使人類更為的自在幸福，而我們使用語言與邏輯創造的事物，卻往往使人類不更幸福反更為痛苦，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人類擁有一把鋤子，本身是個進步，用來耕種，便有收獲，如果用來挖一深坑使自己身陷其中，就必須要再用這把鋤子把坑填平才行。這就是人類理性的特點，它本身是好的，就看我們怎么使用，它可以讓我們幸福，也可以讓我們痛苦，但也同樣可以用來治療痛苦。
　　這個工具雖然有限，但它依然是有限之物的一種進步。我們仍然可以用它為我們的生命創造有限的溫暖，仍然有其價值所在，但是如果妄圖用它來追求所謂無限的幸福，只能是自誤誤人，工具的不當使用必然造成痛苦。所以，語言與邏輯不可太過執著，它們所創造的事物不可太執著。人們希望用此有限之物去窮盡宇宙中的無限，希望它與世界能夠達成根本的統一，便是我們最大的執迷。這就是莊子所要告訴我們的。
　　我們使用語言與邏輯在這個世界耕耘，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明了這種局限性，不要讓生命陷入無止境的痛苦奔忙中。要知道我們之所以有現在的成就，是因為這世界不單單人類是有限之物，客觀世界也同樣存在許多的有限之物，我們充其量是用一種有限去理解和改造另一種有限，使它更適合于我們自己罷了，我們甚至不能說對于其他有限之物的本質有絲毫的了解（就像康德說的物自體）。至多語言與邏輯不斷發展，使我們能夠改變的事物更多，卻永遠無法確定何為事物的本來面目。而對于語言與邏輯現有發展程度之外的事物，我們則甚至無法去思考它，因為它“不可思議”。在這個世界面前，我們唯一所能做的就是愛護生命，它似乎是這所有有限之中最接近無限的事物了，因為它是那么美麗，神秘，豐富多姿。回歸生命，這便是莊子式的超越，是莊子式的“逍遙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