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轉型期社會，企業和政府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惹不起”、“躲不開”的關系。“惹不起”是因為，如果政府沒有制約，政府本身的權力就可以自我膨脹到無限大。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政府完全可以口含天憲、言出法隨，隨時把民企打入非法或違法地帶。因為法律由政府解釋，部門法由政府制定，解釋權在政府手里，執法權在政府手里，司法權也可以由政府任意干涉。天羅地網，疏而不漏，即便你的行為沒有違背相關法律條文，政府還可以判處你“非法”，非法無非是未經政府批準。我們搞企業，幾乎沒有一件事情不需要跑政府，幾乎沒有人能夠自主自覺地去干成一件事情。名為搞市場經濟，不過是計劃下的市場經濟，也可以說是審批經濟。

比如企業申報土地手續，三年兩年辦不下來，即使手續合格，仍然不予批辦。再如全國的小產權房，60%以上都是非法的，不規范的，政府能不能給你辦呢？能辦，但是他們會有選擇地辦。這就在時間上空間上構成一個權利尋租的灰色地帶，相當于給企業戴上“違法”或者“非法”的緊箍咒，可以隨時處罰打擊你。如果企業能夠順利辦好合法手續，政府就無法管制，無從處罰了。

幾千年來，我們都希望有清官，有強勢的政府幫助百姓做事、指揮，好像離開政府，什么也干不了。我覺得現在的社會概念應該轉變了，如果我們真的要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百姓經濟，就應該讓市場來調節經濟的發展，政府的機構也根據市場的需要來設置。這應該是下一步改革的難點，也是著力點所在。

在三十年前改革之初，我們說平均主義、大鍋飯、鐵飯碗，這些都改了，廢止了大鍋飯，也砸了鐵飯碗，可經濟上的平均主義之上還有一個政治上的不平等問題，官和民的不平等，各級官員的不平等，也就是說鍋與鍋之間還是不平等的。政府把老百姓的大鍋給砸了，把工人的鐵飯碗也砸了，自己卻端起了金飯碗。

改革三十年來，雖然政府對社會、對經濟發展是有作為的，但這種作為的機制不是為企業服務，而是讓腐敗作為一種潤滑劑推動著經濟發展。如果是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就應該弱化政府、縮小政府，甚至政府就應該退出經濟市場，讓市場經濟來主導社會的發展。里根總統說過，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很多地方不穩定的因素，恰恰都是政府一些刁官制造出來的，而不是刁民鬧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