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鄧小平針對“兩個凡是”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口號，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劃時代的，一是因為它打破了兩千年來的帝皇道德權威，二是它啟動了中國人突破思想禁錮重新走向文明啟蒙的航程。鄧小平在實施改革戰(zhàn)略計劃的成就同樣是世界歷史中罕見的，在中國社會發(fā)展局限中更是難能可貴。

        然而，在中國許多人把這些成就看成是對俄國改革的一種諷刺，這顯然是某些中國左派媒體有意營造的結果。有一點可以肯定，蘇聯(lián)走馬克思主義道路的技巧遠高于中國，而俄國走社會民主改革的技巧同樣遠高于中國。

        從歷史角度來講，俄國和中國有很高程度的相似，同樣經(jīng)歷過蒙古人的漫長鐵血統(tǒng)治，這種統(tǒng)治轉換到無產階級專政模式之下，顯得如此順理成章。但是，俄國文化也有相對優(yōu)勢：雖然它的東正教文化傳統(tǒng)和儒教一樣專制，但卻起源于西方文明，俄國人無論在科學思想和道德倫理上都比較容易融入西方。俄國人在思維方式上顯然具備西方人特有的邏輯性力量，對于真理的執(zhí)著追求遠勝于中國儒教文人，這注定了俄國人對于理性思想具有較高的接受能力。

        雖然葉爾欽時期俄國經(jīng)濟混亂，但卻“死而后生“，從非常艱難的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相對優(yōu)勢，充分利用自身豐富能源打造出一系列發(fā)展模式，這包括了”抬高能源價格“、”能源外交“和”俄中經(jīng)濟互補“模式，在短短十年中，從一個破產經(jīng)濟體系變成了歐洲政治強國。俄國經(jīng)濟發(fā)展所帶來的政治實力遠勝中國，連美國也怕他三分。

       許多中國人一提到俄國失敗就用“共產黨消失”為證據(jù)，這顯然不是大多數(shù)俄國人的想法。首先，俄國共產黨依然存在，只是沒有了領導權力，但理論上它依然具有民主競選資格，這點上和其他黨派平起平坐。這對于俄國是個大好事，對俄國共產黨也是件好事。俄國沒有了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俄國人民的大好事，而俄共終于解決了自身無法“革自己命”的終極難題，終于邁入民主文明社會，同時依然可以代表一部分工人農民左派知識分子說話，而不再依賴特權鎮(zhèn)壓他們，這等于完成了馬克思最初的理想。這在朝鮮是不可想象的。

        不可否認普京政府依然帶有非常濃厚的專制特性，但他們至少在表面上是認同人權的，而且最終選擇了民主選舉制度，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俄國公民的民意。雖然西方依然認為俄國人很專制，但那是和西方社會相比較，何況普京非常計較民意支持，這也是從前沒有過的。俄國經(jīng)濟條件有其特殊劣勢，一是沒有中國人口紅利，二是國土太大開發(fā)和防衛(wèi)成本太高，三是氣候條件較差，許多資源都因開發(fā)成本太高而永久封存。也正因如此，俄國自然生態(tài)和資源保護比中國好的多。俄國人對待民主改革有一點非常值得中國人借鑒：他們對民主改革失敗有切膚之痛，因此對民主效果期待也更接近實際，沒有過分樂觀也就不會過分悲觀，這讓俄國人比臺灣人和香港人更冷靜。相比之下，臺灣和香港民主模式顯得更接近民粹主義。

        我們是否應當把“共產黨消失否”看成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成功的最重要標志？俄國給我們的答案非常明確：改革就是革自己的命，讓自己重新做人，但并非把自己打死。當今的俄國共產黨是個放棄了特權的民主黨派，它尊重俄國憲法，尊重人民選舉權力，尊重公民的民意，它敢于接受屢選屢敗的考驗，勇敢地為俄國民主建設讓出了壟斷位置，也為俄國民主發(fā)展繼續(xù)捧場。當今俄國人民可以選擇追思俄國共產黨，但不需要喊它萬歲，他們可以支持它的政策主張，但卻不需要服從它的思想道德，這讓它真正成了民主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