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年，國有制體系確實讓政府調動資源很容易，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但發展到現在，也有很多弊端。比如，民間消費占GDP比重，從1950年代初的69%直線下降到最近的35%。相對應的是政府開支增長，1952年時，政府消費相當于GDP的16%，到最近則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番。過去60年，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直線下降，而政府開支的比重直線上升。這兩種趨勢無論在計劃經濟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期間，都沒改變。

　　1978年，國家財政稅收相當于3.3億城鎮居民當年可支配收入。那時是全能政府時期，城市人的工作、教育、醫療、退休、養老、住房等，都由國家包辦。隨著改革開放深入，到1994年、1995年，財政稅收相當于1.5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相對規模在改革開放第一期減少了一半。

　　而1995年的稅收體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從國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大規模回升。到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上升到相當于3.7億城鎮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還大。2008年以來，由于金融危機沖擊，政府在開支和投資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規模上升。1978年的國家財政稅收等于當年8.5億農民的純收入；1996年時，相當于3.8億農民的純收入；到2007年這個數字是12.3億。

　　許多人會說，政府得到財政稅收及財產性收入，不是在給民生做很多投入嗎？不是為了共同富裕嗎？一些經濟學家說，征稅是現代國家轉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謂“第二次分配”。但實際情況可能跟理想相差很遠，當財政預算是暗箱操作時，靠什么保證第二次分配真正實現，分配到你希望的對象和項目上？

　　2007年，巴西政府在醫療衛生這一項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國在醫療衛生、就業福利和社會保障三個項目上的開支僅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的教育開支相當于GDP的5.4%，而我們不到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沒有被中國的數據支持。

　　另外，盡管1970年代、1980年代蘇聯的高科技發展跟美國軍事發展基本相當，但我們今天生活中用到的各種科技，特別是跟生產力、生活有關的技術，沒有哪一項是蘇聯當年留下來的。因為那些離民生太遠，離重污染、重資源的消耗性工業太近。而之所以國有經濟、國家主導型經濟都偏愛重工業，輕視民生類行業，是因為制度激勵安排會逼著官員們按某種方式去做決策。相比之下，如果整個社會的主要資產和國民收入由老百姓決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產生的需求結構會更側重消費品和民生服務品，看淡工業品。

　　歸根結底，只要國有經濟唱主角的局面不改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就不可能改變，從國富轉變為民富也只能是一種愿望。

　　如何改變？我主張兩點：第一，是民主憲政方面的改革，這是最直接約束征稅權、政府管制權并對財政預算過程進行更透明監督的必要條件。第二，是把剩下的國有資產注入國民權益基金中，把原來“全民所有制”理想中還沒到位的、虛的“全民所有”具體落實到每個公民身上，最好是允許國民權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