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剛意識到我的新辦公椅似乎有點不太對勁。這是由Humanscale公司設計的一款名為“自由”(Freedom)的時髦家具，不光配有“高級扶手”，還能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自行調節靠背的“后仰程度”，使其與我的體重匹配。

問題在于，這把椅子過于舒適，以至于我從來不會產生要從椅子上起來的想法。我剛剛算出自己每天有12個小時都是坐著度過的，和我相比，其他每天只坐9個小時的普通人顯得非常活躍。

但是直到上周，這種久坐的工作方式在我的關注列表中的排名還很靠后，遠不如忘記在日程表中錄入與牙科保健醫師的預約令我緊張。但隨后我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網站上讀到了一篇文章，文中指出久坐的危害堪比吸煙，可能導致肥胖，進而危及生命。

這篇文章的作者尼洛弗爾麥錢特(Nilofer Merchant)通過召開步行會議的方式解決了久坐問題——她讓公司同事和自己一起壓馬路。她每周的步行距離長達20至30英里，這讓她心情愉快，并且充滿創意。麥錢特表示，“如果想要打破思維定勢，就需要實實在在地打破常規。”

如果忽略不計這種說法有多么俗氣，它其實是個很不錯的方案。邊走邊聊這種事即使是最笨的人都能做到。事實上，當你走在路上時更容易與人交談，這在談論的話題較為敏感時體現得尤為明顯。而對方甚至有可能真的在用心聽你講話，因為一邊壓馬路一邊查收郵件的難度很大。但這種方式的缺點在于只適用于兩人之間的交流：你不可能將整個團隊都帶到市區街道上散步，除非你配備了音量足以蓋過嘈雜車流的擴音器，并且做好了將其他行人擠下人行道的準備。

步行會議雖然是一個好主意，但不能化解久坐式生活給我帶來的主要困擾。我并不擔心肥胖或者死期將近。我害怕的是長期坐在舒適的椅子里或讓我的智力以及意志力減退。我無法相信只有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恐懼：我懷疑辦公家具的升級換代是導致勞動生產率遲遲不能進一步提高的主要原因。由于每個人都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沒有人會雷厲風行地急著把事辦完。

如果久坐的危害真的堪比吸煙，那么解決之道不應是通過步行或站著開會縮短坐下的時間，而應是在辦公場所徹底停止使用椅子，所有工作都站著處理。

目前站式寫字臺在美國的熱銷程度堪比剛剛出爐的新鮮蛋糕——因為人們想要借此抵消實實在在的新鮮蛋糕對于這個國家腰圍尺寸的影響。同樣大受歡迎的還有“升降式寫字臺”，這種家具可以滿足站式和坐式辦公的雙重需要；帶跑步機的寫字臺，用戶能夠一邊健步走一邊工作。

但上述這些辦公家具都很昂貴，而且不用花錢就有辦法取得類似效果。今天早晨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好幾摞未曾讀過的管理類書籍從地板上搬到我的寫字臺上（我很高興終于能讓這些書發揮一點用處），并將我的鍵盤和鼠標平穩地擺放在書堆上，這樣我就能站著辦公了。

這么做的效果非常立竿見影：我頓時感到更有活力，并且開始雷厲風行地處理當天的工作任務。還沒有到午餐時間，我就已經完成了大量工作，沒有發送任何毫無意義的郵件，也沒有在Twitter上浪費半點時間。到了中午，我的進度已經如此超前，以至于我沒有外出打包一份三明治并坐回辦公桌前解決，以彌補浪費掉的時間。正相反，我和一位同事一起在美妙的一小時里坐下享用了一份像樣的午餐。

現在當我回到自己的電腦前時，我沒有產生午餐過后常有的困倦感，因為當你保持站立時很難打瞌睡。一整天里我所浪費掉的唯一一點時間用在了比生理所需更加頻繁地造訪衛生間上，這么做僅僅是為了享受坐下來的樂趣。

但這種新型站式辦公在其他同事那里遇到了阻力，他們表示很不欣賞。他們不喜歡我不僅在精神上看低他們，還從行動上看低他們，并能看到他們日漸稀疏的發際線是否又有后移。我也厭倦了告訴從我桌旁走過的每一個人，我的背部沒有受傷；我之所以保持左腳踩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的姿勢，是因為我的左腳比右腳短了一截。

當然，站立辦公讓我感到極不舒服。我的右側小腿和腳掌底部都感到陣陣疼痛，但我確信用不了多久這些狀況都會改善。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站著寫出了20多部1000多頁的書。歐內斯特眠明威(Ernest Hemingway)也喜歡站著寫作。同道中人還有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據我所知，他們當中沒有人患有靜脈曲張、頸動脈粥狀硬化，或者任何醫生們會告誡你注意的其他疾病。不可否認，海明威確實是開槍自殺身亡的，但我不認為站著工作是使他做此選擇的主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