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新型政商關系報告”——給企業家的七點建議》（下稱《報告》）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朗潤園正式發布?！秷蟾妗酚梢痪€財經、時政和法治新聞從業者合作完成。《報告》課題組基于2012年以來80多項政商關系案例一手資料和深度訪談，面向企業家提出構建政商關系的建議。在發布會上，作為報告顧問之一的周其仁教授就新型政商關系的討論做了點評發言，以下是其發言主要內容：

　　我想說說這個課題得到了什么結果。

　　關于經濟學有很多定義，其中一個定義是經濟學是關于選擇的學問。你要學經濟學這門學科，首先要相信人是可以做選擇的。人們經常認為社會就是給定的，自己不必做選擇。經驗證明，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在政商關系問題上，從企業家的層面看，是可以選擇的。

　　企業家是找一個人罩著，為你開綠燈，處處提供方便，還是寧愿吃一點虧，慢慢發現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這實際上是在每個瞬間都可以做的選擇。

　　企業家的成功有很多因素，但更多的是持久努力的結果——行業對，戰略對，產品代表未來的市場需要，或者是滿足了官員政績觀中比較正面的因素，這都是積累得來的。

　　一個人如果總靠別人罩著，他的本事就不大。什么樣的人有本事？往往是那些不太受待見的人，別人容易得到的好處他不容易得到。

　　在選擇的時候，我們通常說要判斷機會。但我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企業最重要的是對危險的判斷。優秀的企業、活得長久的企業對危險有警覺。

　　危險很難定義，也是模糊的。在一個時期，流行送錢，但這里包含著危險。企業家如果對國家長遠的歷史有了解，就會知道送錢這些行為都是長久不了的。

　　你去收買一個官員，就等于跟國家爭奪官員。作為一個國家政權，它會容忍嗎？如果底下的官員都被商人買走了，這個國家就空了。所以任何真正掌握國家的權力總要尋找機會進行反腐敗。反腐敗是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基本條件，總會要做。

　　喜歡搞權錢交易的企業，很難搞好內部管理。比如有企業家拿現金給官員用于鋪路，一個電話過來就把錢送到某一地點某輛車上，甚至連對方車牌號都沒看清楚。送錢的是老板手下的人，他們會對你的企業持什么樣的看法？你隨便把錢付給官員，企業內部所有關系都無法擺正了，所有努力工作的員工都會認為自己毫無價值。如果人心不正，風氣不正，很難把隊伍帶好。

　　如果整個社會風氣不好，特別是權力沒有被關進籠子里，貪污已經成了普遍的風氣，這時候企業家做選擇是很困難的，這就需要用長遠的眼光看問題。有人說沒有現在，就沒有長遠，我也同意。所以要在現在和長遠之間做一個權衡，考慮好什么事情可做，做到什么程度。

　　關于企業家的底線，我想說的是每一個企業要選你自己的底線。這條底線跟社會流行的底線之間，可以等于它，也可以低于它，也可以遠遠高于它，或者略高于它。我們的建議是略高于社會通行的那條底線。底線太高也不行，曲高和寡；底線如果跟社會流行的底線相平，那你要對這個流行的底線有一個判斷。我最近讀了一篇文章說，最危險的一句話就是“現在大家都是這樣”。事后證明這是最危險的。當周圍的人都這么干，你也干，事情落到你頭上就是概率問題了。

　　報告提到企業要選擇走出去，意思是要通過移動來免除政商關系的一些麻煩，打運動戰。通俗一點講，就是古代孟母三遷的故事。中國這么大，你搬家是可能的。你不可能完全離開地球，但可以在可及的范圍內做選擇。我問過很多企業家，哪些城市可以去，哪些城市不去，是很大的學問。一個企業起來的時候往哪放，成長的時候往哪放，這是很重要的學問。放對了，一步一步就能走順。所以要審時度勢，考慮在不同的階段，自己在哪里的位置最優。

　　我80年代時研究很多企業，村里的企業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走，當地的老鄉們就可能把你吃垮了——“咱們一起長大的，你今天發財了也要幫助我們”，前后左右都這么看你，你跟誰能把臉拉下來？算來算去發現遷走更劃算，但選在哪里很重要。

　　《報告》不是討論中國怎么反腐，那個問題太大了，而是反腐當中我們怎么跟中國的企業家一起往前走，怎么能夠把這一頁翻過去。

　　我還要補充一句，就是已經出現的這些民營企業很不容易，我們要珍惜。他們不但牽涉到企業家的身家性命，也是這個國家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