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降低體制性成本是我國應對轉型，走出經濟困境，爭取更好經濟前景的關鍵所在

　　近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年會”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發表演講，他表示降成本這項任務僅僅有企業和微觀主體的努力還不足以完成好。本文根據周其仁的發言整理而成。

　　我們通常會把降成本看作是企業的工作，看作企業、家庭、個人這些微觀主體應盡的義務。這有道理，因為在競爭壓力下，如果微觀主體很好地管理成本，就有利于應對經濟困難，增強競爭力；隨著利潤增加，未來發展的資本也在增加。

　　但是中國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僅僅靠企業、家庭、個人來完成降成本這項任務，不可能面面俱到。為了應對當前經濟局面，降成本的意義舉足輕重。中國經濟今天能在全球立足，靠得是比較成本優勢。當然，我國的獨創產品、創新產品，在未來大有希望；但是現在中國經濟對比較成本優勢的依賴性還比較高。然而在經濟活動當中，有些成本僅靠微觀主體的努力，是不足以顯著下降的。限于我有限的理解、觀察，也限于時間，我想以幾類成本為例，說明為什么僅僅有企業和微觀主體的努力還不足以完成好降成本這項任務。

　　第一類成本是法定成本。企業的很多開支，是在市場競爭當中形成的，如果這個員工你的企業想雇，我的企業也想雇，我們就要彼此競價。這類成本是市場競爭和供求關系決定的，但是也有其他成本是法律規定的。比如企業必須交稅，必須繳納社保。我們國家稅收增長快，法定的社保繳付增長快，甚至超過工資總額的增長速度。要想降低這類成本，不是單個企業甚至所有企業一起開會就能解決的。我們的立法機關，以及制定行政、政策的相關單位，必須要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大性，要采取能夠在實際工作當中見效的措施來降低成本。你不降，企業就熬不過去，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經濟下行，市場供求的成本正在下降。無論是人工還是原材料，價格都在下降，但是法定成本的下降速度卻跟不上。因此，等不到市場成本降到可以承受的范疇，一些企業就支撐不住了。要應對在這種情況下可能發生的大規模下崗潮，政府主動地調整法定成本至關重要。當然調整法定成本會牽扯到一大堆問題，經濟下行，政府財政收入會減少，隨著稅收降低，政府的開支問題就會凸顯。所以根據國際經驗，降稅一定要伴隨政府開支的減少，否則，由此造成的財政窟窿短期看可能只是增加財政赤字，長期看卻有可能變為國民經濟失衡的一個根源。所以，應對這種局面，要有一系列的連鎖對策，才足以讓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來。

　　第二類成本是市場主體對市場機會做出反應要付出的成本。盡管經濟下行，機會總還是存在的。以我們的生活為例，在北京，雖然經濟增長減緩，但是還有一些地方擁堵得一塌糊涂，比如兒童醫院。我路過幾次，根本沒辦法通行。這說明什么呢？并不是我們培養的醫學學生不夠，而是潛在的、能夠供給的醫療服務資源在對巨大的、潛在的，甚至不是潛在的醫療需求做出反應時遭遇了障礙。我國“醫改”強調加強公共服務，這是對的；但加強公共服務、讓更多人能看得起病的同時，必須動員更多的醫療服務資源來增加供給。這不是靠喊口號、許愿，或是表達我們有增加公共服務的意愿就夠解決的。要有扎扎實實的措施，讓人們愿意學醫，愿意從醫，愿意參與醫療服務。人不是生下來就要學醫，學醫的也不一定就要從事兒科工作，想要吸引更多人才，這就要靠價格機制。現在有一些不恰當的價格管制，使市場主體對市場機會做出反應時要付出很高的成本。這就導致了供不應求。面對經濟下行局面，這種供不應求讓我們一方面為中國經濟惋惜，一方面也對潛在機會抱有很大希望。

　　第三類成本是當市場主體對市場機會做出反應時，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我們看國民經濟現象，比如房地產熱，雖然全國庫存過量，降庫存的問題突出，可是與此同時深圳、上海、北京的房價卻沖得非常高。為什么呢？僅僅靠貨幣政策去調整房價是不得力的，人們有購買力，卻沒有相應的土地撥向市場，土地分配無法對各地市場作出靈活反應。于是尷尬的局面出現了：一些地方還在苦苦降低房地產庫存，另一些地方房價已經沖天而起，亟待調控。關鍵問題是，我國的土地制度已經不適應當前經濟現實的要求，應該以行政手段調控指標，由不同城市按現實的需求決定房源供應的多少。我們在深圳做過現場調研，房價飛漲的同時，有大量土地沒有被好好利用，甚至有幾百萬平方米的工業廠房被長期閑置。這些閑置土地能不能轉換成住宅用地呢？這個事情是由全國的法規、全國的行政控制決定的，深圳說了不算。因此，如果市場主體看到了市場機會，想做出反應，但無法獲得需要的要素，降成本的過程就會變得非常緩慢。

　　上面提到的這三類法定成本：法定的經營成本，對潛在機會作出反應的成本，以及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我想把它們統稱為體制成本。回顧中國的發展歷程，之所以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發展速度走在世界前列，真正的秘密是通過改革開放，系統地、大規模地降低了體制成本。但是在高速發展中，我國某些體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線一樣，下降以后又急速上升。如果不能把這個成本曲線降下來，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就會受到損害。系統降低體制成本是我國應對轉型，走出經濟困境，爭取更好經濟前景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