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下午，首屆思想中國論壇暨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林毅夫近年來一直致力于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學。他把發展中國家看成一個以實現穩定和發展為目標而面臨各種現實約束條件的經濟體，以此構建新的理論體系，為這些經濟體在繁榮的求索中指出一條或為可行的道路。林毅夫在論壇發言中強調：那些發展較為成功的經濟體所推行的政策，在當時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都是錯誤的，我們不要直接把主流經濟學的結論拿來，而是要去研究它背后的原因和邏輯解釋。

　　CE：當代經濟學在發展中國家遭遇了哪些困境？

　　林毅夫：“二戰”以后，很多原來西方列強的殖民、半殖民國家取得政治上的獨立，開始追求國家的現代化。當時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他們普遍看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那么先進一定有它背后的道理，也就是說有一套理論在支持它的發展。那么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到發達國家去學這些理論，學了以后拿到發展中國家應用，就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

　　70年過去了，“西天取經”結果怎樣？世界銀行一個研究結果顯示，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只有兩個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然后進入高收入，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臺灣。只有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高收入，而且這13個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除去這8個，只有5個經濟體，分別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也就是說，二次世界大戰以后200多個經濟體當中至少有180個，經過70年的努力，實際上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中。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的發展理論來制定推行政策是成功的。少數幾個發展績效比較好，或者轉型績效比較好的經濟體，他們推行的政策從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來看都是錯誤的。

　　CE：西方主流的發展理論是什么？

　　林毅夫：二戰后50、60年代流行“結構主義”。它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是由勞動生產力水平決定的。為什么發達國家勞動生產力水平高？因為它有現代化的技術和先進的產業，而發展中國家普遍是傳統的農業或者資源型產業，產業結構不同導致勞動生產力水平不同。發展中國家如果要趕上發達國家，就要去發展發達國家那些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這些先進產業的產品原來是進口的，現在不再進口自己生產，也就是采用進口替代戰略。

　　但是一些先進的產業在發展中國家為什么發展不起來？結構主義認為市場會失靈，那就要用政府主導的方式去發展那些發達國家先進的產業。當時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導向都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和理論指導。這些政策推行的結果普遍是由簡單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緊接著危機不斷，距發達國家的差距就遠了。

　　這時，到了70年代主導的理論變成了“新自由主義”。它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差距拉大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政府對市場有太多干預，這些干預扭曲會導致尋租腐敗。當時主流經濟學界有一個“華盛頓共識”，它主張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但是20多年過去了，我們發現按照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推行政策的國家普遍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80、90年代被稱為是“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

　　CE：那些發展、轉型較為成功的經濟體推行了哪些“反主流”的經濟政策？

　　林毅夫：50-60年代，亞洲有幾個經濟體發展得比較好。他們不是直接去發展那些結構主義推薦的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而是從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開始發展。他們不是進口替代，而是出口導向，按照市場的原則，同時發揮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到了70、80年代，有少數幾個國家經濟體，在轉型過程當中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如中國、越南，推行的是漸進、雙軌的轉型。這少數幾個成功轉型的經濟體，他們所推行的政策在當時主流理論看來都是錯誤的。

　　CE：為什么按照主流理論來發展的經濟體都沒有成功？

　　林毅夫：理論的適用性取決于條件的相適性。如果條件不一樣，這個理論即使從內部來看很有說服力，但是與現實不相干，可能會起相反作用。

　　1987年我回到國內工作，1988年國內出現高通貨膨脹，18%的高通貨膨脹率，我想從西方學過經濟理論回來的人看到這么高的通貨膨脹一定是提高利率。提高利率以后就會鼓勵儲蓄，投資需求減少，消費需求減少，通貨膨脹就會下降。但是當時中國推行的不是提高名義利率，而是采用治理整頓的方式，砍投資、砍項目，壓低總需求。這種政策如果從主流理論來看是絕對錯誤的，如果絕對錯誤中國怎么能夠做到從79年到88年每年經濟維持10%的增長？

　　仔細想一想中國的選擇是有道理的。中國有一大批資本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不能讓它垮臺，它涉及到就業問題，還有很多是和國防安全相關。如果提高利率，這些國有企業的主要成本是資金成本，你提高利率以后它成本很高就會虧損，虧損之下如果政府不給補貼它就倒閉了，倒閉了就是失業問題、國防安全的問題，所以絕對不敢讓它倒閉。如果提高利率以后財政上給它補貼就是貨幣增發，貨幣增發會引發通貨膨脹。所以更有效的辦法就是把那些跟社會穩定、國防安全無關的項目砍掉。這個政策干預，如果從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來看是極其錯誤的，但是它是有效的。

　　另外，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也在不斷變化，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如果要應用發達國家理論，到底應用哪個？更何況你拿哪個理論應用都會碰到限制條件。

　　CE：既然如此，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在研究本國經濟現象時是否會遇到一些困境？

　　林毅夫：困境肯定是有的。最大的困境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很容易做批評家。為什么？因為一般理論都是基于沒有摩擦、沒有干預、沒有信息成本的理想條件下的。而發展中國家一定有它的落后性，一定有過去政策造成的扭曲性。如果有落后性和扭曲性，那些理想條件下的政策推行起來都有成本和后果。這種狀況下，經濟學家很容易批評說因為你沒有符合這些理論的理想條件，所以你有這些問題，他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講起來頭頭是道。

　　CE：你對此有哪些建議？

　　林毅夫：最近我常強調，我們應該回到亞當?斯密。我說回到亞當?斯密不是回到亞當?斯密的結論，而是回到亞當?斯密的方法。亞當?斯密的結論是研究他那個時代所觀察到的現象，了解背后國家財富創造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提出一套邏輯解釋。但是條件是在變的。亞當?斯密的方法是什么？是從問題的現象去探究它的本質是什么，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實際上亞當?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大師大致都是遵循這個方法去研究他所處的時代的經濟學現象，給出邏輯解釋。

　　CE：當代經濟學研究對中國來講有哪些機遇？

　　林毅夫：理論的重要性取決于所要解釋現象的重要性。什么叫重要現象？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重要現象。到2020年中國很可能變成高收入國家，到時候中國經濟現象對世界影響越來越大。根據當下中國的經濟現象所提出的理論解釋，它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發生在中國的問題，它的現象、它的限制條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很接近。所以我們研究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會更有借鑒價值。在這種狀況下，我們追求個人事業的成就，同時也貢獻社會的進步，而不是只貢獻我們個人事業的成就而與社會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