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倫理：再看“小勝靠智，大勝靠德”
文/交廣企業管理咨詢公司首席專家譚小芳

前言：

“小勝靠智，大勝靠德”原本出自南朝宋劉義慶編撰的《世說新語》，卻因為被蒙牛創始人牛根生引用過而變得婦孺皆知，這八個字也成為了牛根生的經典名句。就是這樣一個認為“想做個百年老店，想一輩子贏，沒有德商絕對不行”的中國民營企業標桿式人物，前不久卻再一次被推上了道德輿論的風頭浪尖。2011年底，蒙牛乳業（眉山）有限公司生產的一批次產品被檢出強致癌物黃曲霉毒素M1超標140%，公眾再度嘩然。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2009年特侖蘇OMP含可疑致癌物事件，2010年“陷害門”事件，蒙牛可謂年年都在消費者的質疑聲中度過。

毫不夸張地說，蒙牛事件并不是中國乳品行業的個別事件，而乳品行業也只是中國所有行業的一個縮影。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及入世這十年間，中國整體的商業生態環境并不理想，伴隨著“中國速度”，追求短期利益、“一切向錢看”已經成為了很多企業的經營信條。在如今各種“門”事件層出不窮之時，我們很有必要重提一個決定著商業活動內在價值的因素，那就是商業倫理。

商業倫理，或者說企業倫理的觀念是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歐洲和日本也在很早就有專門針對商業倫理的研究。中國對商業倫理的系統認識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很多人認為企業是以創造金錢價值為目的，而倫理屬于道德范疇，兩者是矛盾而不能統一的。其實不然，商業倫理的定義表明，由人組成的集合體在進行經營活動時，在本質上始終都存在倫理問題。從西方企業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那些只追求利潤而不重視商業倫理的企業，必定會被社會所不容，被時代所淘汰。

學校教育中，商業倫理幾乎是一個空白，即使是商學院，也更多強調戰略、經營、管理等，商業倫理僅具有形式象征性。著名商業管理專家譚小芳（官網：www.tianxiaofang.com)老師表示，蒙牛、伊利的這一場波及全民的“運動”，讓我想到一個異國的老人，他已經逝世60多年——圣雄甘地。在上一個世紀，面對苦難的印度，她提出毀滅人類的“七宗罪”，其中有一條就是“沒有道德的商業”。

近些來，在資本的驅動壓力下，中國企業越來來重視規模、利潤，卻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約束。與企業相關或由企業直接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如各種問題產品、環境污染、礦難、非法集資、偷稅漏稅等。企業如果連最基本的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商業道德與商業倫理都難以保證，就更不用說履行對其他利益相關者如員工、投資者、供應商、政府、社區等的社會責任了。

費正清就曾經說過，中國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孫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進如張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經商稱之為舍身喂虎。兩千余年來，我們看到的景象正是，在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國從來沒有獨立的工商運行體制，所以，從來就沒有獨立的商業倫理。與之相呼應的，公元前4世紀，亞里士多德在雅典學院講授道德品行的學問，提出了ethikas（倫理學）這個術語，此后，倫理就成了與道德品行有關的概念。進而，把倫理的概念引申到商業領域就形成了商業倫理的概念。

商業倫理是一門關于商業與倫理學的交叉學科，是商業與社會關系的基礎。隨著我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在市場經濟領域中的商業倫理已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商業倫理研究的是商業活動中人與人的倫理關系及其規律，研究使商業和商業主體既充滿生機又有利于人類全面和諧發展的合理的商業倫理秩序，進而研究商業主體應該遵守的商業行為原則和規范、應當樹立的優良商業精神等商業道德問題。

研究商業倫理的目的在于，在商業領域中建立經濟與正義、人道相一致的這樣一種理想秩序：不僅能促進經濟良性循環和持續增長，而且能使商業起到激勵和促進每個人滿足需要、發展能力、完善自我的作用，并能將商業整合到社會整體協調發展的大系統中去。倫理是人們的行為準則，商業倫理是管理人員必須關注的大問題。

著名企管專家譚小芳（預定企業倫理培訓請聯系：13938256450）老師表示，但現實中，無論是在我們的職場生涯或個人生活，都很難做到為了一個正確的動機去做適合的事情。但困難的存在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嘗試著去做，或者我們真的力所不能及。商業倫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論私人領域還是公共領域，以“正確的原因去做正確的事情”。

我也從許多500強外資企業的高管那里聽到，他們員工入職的第一天就要接受的培訓不是人事制度，也不是財務制度，而是“BusinessConduct”，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商業倫理”。而且，員工每一年都要接受商業倫理的培訓并且簽字認可。反觀國內企業界來說，商業倫理的研究工作卻相對滯后。現實中，無論是在我們的職場生涯或個人生活，都很難做到為了一個正確的動機去做適合的事情。但困難的存在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嘗試著去做，或者我們真的力所不能及。商業倫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論私人領域還是公共領域，以“正確的原因去做正確的事情”。

但國外的企業一定就是遵循商業倫理的嗎？不，就如同《華爾街》電影中講的一樣，貪婪——哪里都一樣。我在美國的時候，跟美國的企業家交流，我說，你們賣的金融產品，你們知道它有問題，知道這個產品是有毒的，有毒的證券、有毒的產品，就像中國的牛奶有毒一樣，但是你們還在賣，美國的次級債，中國買了3千萬，你們把這些東西賣給別人是不負責任的。

本質上，我們以前經常講的一句話，叫做為了煮熟自己的一個雞蛋，燒毀了全世界的房子。表面我們看到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但是在背后反映是美國的文化危機，背后是信仰危機，如果這個危機爆發，就是希望的衰退。我說這個金融危機是一場解難，首先是美國用有毒的金融產品來搶劫全世界，最后把自己有陷入其中。

我們從這里面看到很多，我們發現制度不是萬能的，這些年很強調制度，我們以為有一個制度就夠了，我們也在試圖希望制度完善，你學到大學四年就知道，制度不是完善的，市場制度從來不是完善的，這個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完善的市場，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美國也沒有，所以制度不是萬能的，你不要想把制度漸漸完善了，什么問題都不會出現了，沒有這種可能性。另外，經濟發展要建立在制度與倫理相結合的根基上，市場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

現在我看到國內的企業拼命做廣告，鼓勵人們買他們的產品，如果企業通過社會責任來促銷你的產品，有可能你能夠獲得更好的利益。比如我們知道的農夫山泉礦泉水，比如你購買我的礦泉水，產品里面的多少錢將作為慈善基金捐獻給貧苦以后，他現在把企業營銷作為慈善活動。

你在買他東西的時候，他會告訴你他會產生多少利潤，這個利潤就歸你，但不歸你所有，但是你買他的東西的時候，你就會進入慈善公益活動當中，他以此會引起人們對他的關注，這個企業把他所有的利潤框架全部告訴你，而且你買他-全球品牌網-的東西最后利潤跑到那里去了，你自己可以完全知道。這樣的模式創新，將來會不會有前途呢？

也很難說，我正在關注，當他的企業再往前做一步的話，一定會激發其他企業也會這樣做。于是，兩千余年來，我們看到的景象正是，在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國從來沒有獨立的工商運行體制，所以，從來就沒有獨立的商業倫理。在這樣的前提下，造成的另外一個結果是，企業家階層對自身的身份認同感非常薄弱。

自古以來，對經商者身份的鄙視不僅僅來自統治者及知識階層，甚至連他們自己也對此頗為不齒。費正清就曾經說過，中國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孫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進如張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經商稱之為舍身喂虎。上世紀二十年代期間，上海的出版事業空前繁榮，雜志及圖書印刷總量竟已超過美國，各種雜志百家齊放，可是卻沒有一本商業雜志——僅見的一本是張公權等人創刊的銀行公會內刊，在社會上并沒有公開的影響力。 我們可以認定，企業家階層開始對自己具備了一定的身份認同意識，是本次改革開放的一個重大事件。當然，從現今的景象看，這種身份認同僅僅體現在財富自覺的層面上，在階層自覺上，還遠沒有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