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作為國際組織，有著豐富的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經驗，對于多邊組織內部運作機制較為成熟，IMF有能力承擔好G20秘書處的職能。

　　近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在“20國新愿景：全球治理前沿問題國際論壇”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建議中國應抓住“二十年等一回”的杭州G20峰會的機遇，主動設置相關議題，引領G20機制轉型，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他認為，最為重要和迫切的議題，就是設立G20秘書處和完善系統重要性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

　　去年以來，在國內智庫及學術界，推動設立G20秘書處成為熱門話題。此前，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展望G20中國峰會”的分論壇上，是否應當設立G20秘書處也成為其中的討論話題之一，得到不少支持。但是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秘書長古利亞表示反對。

　　徐洪才建議，依托IMF設立G20秘書處。他在文章中指出，“IMF作為國際組織，有著豐富的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經驗，對于多邊組織內部運作機制較為成熟，IMF有能力承擔好G20秘書處的職能。加上之前相關會議早有此類呼聲，現在中國是順勢而為，在主場正式提出該議題，必然會得到G20成員國廣泛擁護。”

　　以下為原文：

　　二十國集團（G20）作為當今世界經濟合作首要平臺，在共同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面臨權威性不夠、執行力不足等問題。在新形勢下，G20使命和定位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即從短期應對金融危機轉向促進全球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G20第11次領導人峰會將于今年9月份在杭州召開，各項籌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我國作為此次G20領導人峰會輪值主席國，應該抓住這一“二十年等一回”的機遇，主動設置相關議題，引領G20機制轉型，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其中最為重要和迫切的議題，就是設立G20秘書處和完善系統重要性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

　　一、設立G20秘書處和完善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的背景和意義

　　近年來，中國國家主席在多個重要國際場合呼吁國際社會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并通過G20等機制改善全球經濟治理，避免世界主要大國宏觀經濟政策溢出效應產生的負面影響，以推動世界經濟復蘇和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但是這一重要倡議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落實。

　　第一，當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各國經濟走勢和政策嚴重分化，特別是系統重要性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負面溢出效應增加，全球系統性金融風險上升，迫切需要完善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目前，美國經濟率先回暖，進入加息軌道。歐洲經濟復蘇乏力，歐央行仍在加大量化寬松（QE），日本“安倍經濟學”收效甚微，日本央行不久前也祭出了負利率政策。與此同時，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低迷，短期資本流出加速，外匯市場震蕩加劇，新興經濟體面臨新的風險。2015年，主要經濟體貨幣兌美元匯率大幅貶值，特別是某些系統重要性經濟體采取競爭性貶值政策，增加了全球系統性金融風險。在這以復雜背景下，亟待建立和完善大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以避免金融危機再次發生。

　　第二，現有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存在嚴重缺陷，難以滿足全球金融穩定和世界經濟健康發展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等“三駕馬車”組成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得以確立。70多年來，在經歷20世紀70代浮動匯率制度誕生、80年代七國集團（G7）成立、90年代WTO取代關貿總協定（GATT），以及1999年G20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不斷演變，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面對新的全球共同挑戰，這一體系諸多弊端充分暴露。例如，在財政金融政策協調方面，G20存在每兩年一次成員之間相互評估機制，對各國財政狀況、公共債務和潛在風險進行評估，具有積極意義。它有利于揭示風險，促使被評估國家高度重視，調整經濟政策，降低潛在風險。但是，這一評估體系最終依賴于成員國自覺，缺乏應有的約束力。尤其是面對系統重要性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明顯分化、溢出效應增加的問題，似乎還未找到有效解決之道。在貿易政策協調方面，目前各種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FTA）蓬勃興起，WTO多哈回合談判嚴重受阻。另外，當前世界主要經濟體都面臨各自的結構性問題，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已將“結構性改革”納入“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在結構性改革方面G20成員國同樣需要加強政策協調。

　　第三，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首要平臺，已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在此基礎上，對G20施加“技術性”改造，完善G20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具有現實可行性。G20集合了全球經濟主要決策者，既包括發達國家代表，也包括主要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其所代表的人口數量、國土面積、國內生產總值（GDP）和貿易量都占到全世界的大多數，對全球經濟影響舉足輕重。一直以來，G20會議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領導人信息交流和政策溝通平臺，但其最大不足就在于缺乏執行力，有可能淪為“空談俱樂部”，因此影響了G20權威性。目前，G20采用由輪值主席國組織召開相關會議，包括G20國家領導人峰會及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派生形式還包括商業二十國集團（B20）會議和智庫二十國集團（T20）會議等，各種附屬工作組為相關會議提供支持。但由于相關會議內容龐雜，參與成員較多，導致協調工作難度大，效率也不高。近年來，G20成員國一直有設立G20秘書處的呼聲。G20秘書處作為常設機構，負責G20相關會議休會期間的各項工作組織和協調，其優點就在于它是長效機制，有助于提高成員之間政策溝通、協調的及時性和有效性，也有助于督促G20相關決議落實和加強G20與其他國際組織協調。設立秘書處還可以避免G20會議議題和風格受輪值主席國的影響。

　　二、建議依托IMF建立G20秘書處，建立“5+1”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

　　第一，依托IMF設立G20秘書處。IMF作為二戰之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在協調各國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方面扮演了積極角色。而且，IMF作為國際組織，有著豐富的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經驗，對于多邊組織內部運作機制較為成熟，IMF有能力承擔好G20秘書處的職能。加上之前相關會議早有此類呼聲，現在中國是順勢而為，在主場正式提出該議題，必然會得到G20成員國廣泛擁護。

　　第二，構建“5+1”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在建立G20秘書處等長效機制的同時，作為IMF特別提款權（SDR）籃子貨幣成員的五大經濟體，即美國、歐盟、中國、英國和日本，都是當今世界的系統重要性經濟體，其中任何一個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變化都會對世界經濟產生重要影響。加強五大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無疑有助于有效減輕全球宏觀經濟政策負面溢出效應，及時化解各種潛在風險，進而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和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所謂“5+1”，即美國、歐元區、中國、日本和英國，再加上IMF。“5+1”定期開會，對其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貨幣、匯率、貿易和結構性改革等，進行磋商和協調，目的在于擴大五大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正面溢出效應，減少其負面溢出效應。　　第三，推動IMF擴大SDR使用范圍。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仍以美元主導，實際是將風險和責任過多集中于美元。這一體系蘊含著潛在系統性風險，不僅不利于全球金融穩定；由于存在特里芬悖論，實際也不利于美國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美聯儲在維護美元幣值穩定和國際流動性供求平衡之間經常面臨兩難選擇。提升SDR作為“超主權”貨幣在國際支付中的地位，將有利于降低國際貨幣體系風險，也會增加IMF金融資源，使之更好地擔負其職能。目前，SDR作為調整國際收支不平衡環節的記賬符號，存在較多局限性，使用范圍很窄，規模非常有限。擴大SDR使用的倡議由來已久。在2009年G20領導人倫敦峰會前夕，俄羅斯和中國曾先后通過官方途徑提出提升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地位的建議。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曾專門撰文探討擴大SDR使用。如何擴大SDR使用？一是建議修訂SDR相關制度。包括完善SDR定值和發行方式，同時建立和其他貨幣之間的清算關系。二是擴大SDR在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矛盾和危機救助中的使用。三是拓寬SDR作為計價單位的使用范圍，包括在國際貿易、投資中使用。四是IMF利用SDR向各國中央銀行和世界銀行等多邊開發金融機構提供貸款，促使SDR在全球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投資中使用。

　　總之，今年中國作為G20輪值主席國，應當主動提出依托IMF建立G20秘書處和“5+1”宏觀經濟政策機制的議題。落實這些建議，可由智庫組織召開研討會，就設立G20秘書處和“5+1”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包括組織架構、議事規則、運行機制等展開學術討論，先發出聲音，營造良好氛圍。與此同時，中國在場外積極與各國溝通，盡快形成共識。然后，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正式提出。最后，在9月份G20領導人峰會上形成正式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