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為晚清著名學者辜鴻銘先生所稱道的“良民宗教”，成就了兩千五百多年始終保持著一種溫良和文雅特質的中國人；也成就了無需像西方那樣要用教士或軍警來維護安定、而只需通過人人自我約束便能使秩序井然的中國社會。歌德曾說過：“在這個世界上，有兩種和平的力量，即，義和禮。”這里所說的義和禮，實際上就是儒學的精華，特別是禮，更為中國文明的精髓。希伯萊文明曾授予過歐洲人以“義”的知識，但沒有授予“禮”，希臘文明曾給過歐洲人以“禮”的知識，但未兼及“義”，而中國儒學的教化是“義”“禮”并重的。歐洲人以猶太教的《圣經》為藍本，建立了他們現代的歐洲文明。這部《圣經》教導歐洲人要熱愛正義，要做一個真正的人，要行得正。而中國的四書五經——孔子為拯救中華民族而設計的文明藍圖，雖然也這樣教導我們中國人，但它還補充了一句：“要識禮。”簡而言之，歐洲的宗教要人做一個好人，而中國的儒學則教人做一個識禮的好人。基督教教人愛人，孔子則教人“愛之以禮”。事實上，要清除世界上一切不義的東西，不能依賴強權，而只能靠我們每個人優雅得體的舉止，以禮來自我約束，非禮勿言，非禮勿行，正如孔子所說的：“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最大的貢獻就是通過挽救原有的中華文明圖紙和設計，對文明的藍圖又做了一個新的綜合、新的闡發。通過這一工作，他給中國人提供了一個真正的國家觀念——為國家奠定了一個真實可靠的、理性的、永久的、絕對的基礎。在兩千多年來的中國古代社會，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將儒學作為人生必修的功課，孩子在啟蒙時學的第一句話便是“人之初，性本善”，孝悌、謹信、愛眾、親仁則是中國人的基本行為準則，而“忠”“孝”觀念則成為了中國人的基本信仰。總而言之，是儒學中的“君子之道”成就了中國人身上獨有的、那種難以形容的溫良或文雅，孔子本人的“溫、良、恭、儉、讓”則向世人具體地展現了一個地道的中國人的標準形象。倫敦大學的漢學家道格拉斯在其儒學研究中曾論述：“孔子作為一個地道的中國人，其教化特別適合中國人的天性。” 事實也確實如此，中國人天性中就帶有一種溫和與內斂，若再配之以“義”“禮”的教化，自然就變得溫文爾雅、 舉止有度了。 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今日之天下，到處彌漫的是科學精神，科學已經成為衡量一切是非對錯的標準，甚至連走路、說話都要以科不科學來定論。人們已習慣于用那又干又硬的頭腦進行理性的思考，而不再用心靈的那種溫潤、愛意和喜悅來感受這個世界。由科技帶來的商業文明，讓這個世界變得繁花似錦，同時也到處物欲橫流。越來越強烈的競爭和占有欲擠走了人們心中那最后一份童真、浪漫和淳樸，一邊斷子絕孫似的消耗著各種資源，一邊極盡科技之能事地制造各種新奇商品，再配之以極具誘惑力的廣告，最大程度地煽動著人們的物欲。當社會所提供的欲望遠遠大于社會所能提供的機會時，生活在這種社會的人們就會感到無盡的壓抑和苦悶。 其實，真正促使一個偉大的科學家終身奉獻于科學事業的動力，是來自于對神秘宇宙的探索欲望和對未知世界的那一份求知，而并非是為獲得飛機、大炮之類的東西，物質的創造只不過是在這種探求下的附屬品而已。但是，當科技被政治、被金錢“綁架”之后，就不再是像愛因斯坦、達爾文這些偉大的科學家那樣出于純粹的探求，而是變成實現的霸權主義和物質實利主義，于是導彈、航母和核武器就由此誕生了，同時，不惜以犧牲環境、耗盡資源的代價來換取的新奇商品甚至是假冒偽劣也誕生了。不難看出，當科技的發展換來的是軍備競賽和霸權主義時，這種發展只是在加速人類自取滅亡；當科技的發展換來的是生態失衡、資源枯竭時，這種發展只是在催促人類自掘墳墓，等到把地下的東西掏空時再把自己埋葬。如此看來，能毀滅這個世界的除了自然力之外，還有另一種力量——那就是人類的情欲。 曾幾何時，西方在如何約束人類情欲上做了很大努力，先是以宗教，但社會卻不堪承受教士們的奢華生活的支出和不斷爆發的宗教戰爭；后又以軍警，但軍警的奢華支出甚至比教士們的還要高，同時滋生的軍國主義曾兩度把世界各國卷入戰爭。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方的中國，這個有著5000年文明而綿延不絕的國度，在儒學的教化下，竟然維持了擁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社會的長久和諧與穩定，而且不需要支付昂貴的教士和軍警的開銷。而當前，盡管資本主義的文明開創了歷史的新紀元，并讓世界在物質條件上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但同時也埋下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也許西方人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會有1988年1月全世界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的集會上，發出這樣的呼聲：“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儒學，千年傳承，歷久彌新。對今人來說，它猶如前進道路上的一盞的明燈，可以照亮我們的前程，指引我們踏上人生的正途。 備注：此為錢錦國老師原創文章，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