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世界商務策劃師聯合會WBSA主席史憲文的手筆，大家分享： 大漢王朝的創立者劉邦曾問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領。劉邦遂說道：“我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個人——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張良；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不斷供給軍糧，吾不如蕭何；率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劉邦的這番高論，不僅高度評價了張良，也把策劃人的神奇作用提高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歷代封建君王創業時期若得良臣輔佐，常有后人做“如周得呂望，漢得張良”的比喻。呂望即是姜子牙，著名的姜太公釣魚的故事，講的是呂望于渭水河畔（今寶雞）直鉤釣魚，等待受重用的機會，后來得與周文王會面，加入滅商立周的陣營，輔佐周武王建立了周朝基業。 早在周朝之前就有商初伊尹，出仕前躬耕務農，為見到商湯，不惜作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后為成湯重用，委以國政，助湯滅夏。 自周朝至春秋戰國時期，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謀士更有輩出之勢，著名的有蘇秦、張儀、曹劌、商鞅、魏無忌、伍子胥、孫武、吳起、管仲、孫臏、范睢、范蠡等。 秦漢時期的呂不韋、尉繚、范增、張良、陳平、李左車等。三國時期的諸葛亮、程昱、賈詡、荀攸、龐統、魯肅、郭嘉、荀彧等。大唐開國謀臣房玄齡、杜如晦。明初謀臣、開國元勛劉伯溫……。 政設謀臣，軍設軍師，已成古往今來組織常規。謀士市場化發展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現雛形，楚才晉用，謀士基本上擺脫了祖國疆域就業范圍限制，至遲到了漢代就實現了職業化。劉邦所依重的三杰，用今天的企業崗位設置來說，張良負責企劃，蕭何負責后援，韓信負責市場開發。 從謀士，到謀臣，到軍師，策劃在軍事競爭中的地位越來越高。劉邦把張良列為三杰之首，劉備把諸葛亮列為全軍統帥，后由第一總監升至首席執行官。 所以，中國古代策劃有兩個坐標式的人物，一個是謀臣張良，一個是軍師諸葛亮。如果說諸葛亮的業績具有傳說成分，而張良的業績卻是貨真價實的。 漢留侯張良（字子房）出身韓國貴族，為報滅國之仇在博浪沙刺殺秦始皇，失敗后逃避通緝，隱居期間“一橋三敬履”巧遇黃石公，“孺子可教”，意外得到姜太公呂尚所著的《太公兵法》。再入反秦浪潮，只有劉邦能聽懂他的奇談高論，便視劉邦為己主。輔佐劉邦擊敗秦兵入咸陽，設計為劉邦逃過項羽鴻門宴，勸劉邦燒絕所過棧道以示無意爭奪中原之意來麻痹項羽，勸劉邦封韓信以名換實，集結四方諸侯會戰垓下，最后打敗楚軍。劉邦欲廢長立幼，呂后用張良計使劉邦改變主意，得以穩固朝野。所以張良的計策成了出奇制勝的代名詞，后人把好點子、好計策稱為“張良計”。張良計的特點是在遇到無路可行時，總能另辟蹊徑，別開洞天。所以，后人為贊嘆張良的智慧，坊間流傳一句俗諺：“你有張良計，我有過墻梯。” 張良給劉邦（及其家族）所出的五個奇謀：首功（入咸陽）、救主（鴻門宴）、避敵（燒棧道）、滅敵（戰垓下）、護主（保太子），皆有“過墻梯”之效。 劉邦評價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還不夠全面，張良不僅善于為主人出謀獻計，也善于為自己規劃生涯。遇到千難萬險能夠挺身而出，危難時刻大顯身手，而在功成名就之際，又能全身而退，沒有因功高蓋主而招致殺身之禍。“謀進萬難之前，身退功成之后”也是對張良的另一個側面寫照。 將在前，相在后，士在側，張良一直堅守自己“在側”的位置，始終沒有給劉邦留下“篡逆”的嫌疑，所以，張良比諸葛亮更有將策劃職業進行到底的決心。 自春秋戰國到三國時期，前后歷經近千年，中國策劃思想實踐歷練成熟，再經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兩朝又近千年，中國策劃思想總結精練到位，社會從敢于策劃，到善于策劃，再到樂于策劃，形成了從官方到民間，道、法、術、器齊全的策劃思想體系。反觀這2000年的歷史進程，在驚嘆中華策劃思想文明的同時，也不難發現其中的遺憾——中國策劃思想出自政治軍事競爭，也運用于政治軍事競爭。成熟的思想體系，周而復始地運用于固定的領域，加之固步自封的封建王朝體制，導致策劃思想后來停滯不前。 加入了“職業化”的認識，這時，策劃的概念應當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競爭目的，由決策者信任的職業謀士，在充分掌握競爭狀況的前提下，發現與利用規律，運用某種方法，進行預先決策的思維方式。 也許就在羅貫中落筆《三國演義》的同時，歐洲迎來了文藝復興，似乎東西方早已約定好了分工，一旦東方完成策劃思想的原創，西方就開始另開領域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