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確立只是30余年的事情，在幾百萬家中國本土企業中，雖然也有海爾和聯想這樣的國際化企業，但是，更多的本土企業仍然是一種草根和草莽式管理模式，帶著濃厚的農耕文化氣味。家族化、個人經驗化、個人直覺化、粗放化、簡陋化、主觀化仍然是絕大部分中國本土企業的主旋律。95%以上的中國本土企業仍處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后到泰勒革命之前的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管理狀況，這是中國本土企業的實際情況，短時間內誰也改變不了。 　　中國本土企業發展起步僅30余年時間，而西方企業在工業革命后發展經過了整200年時間，30年與200年，兩個數字完全不成比例。在漫長的200年歲月里，西方企業有充分時間解決企業內部的各種基礎管理問題，其內功已經達到十分強悍的程度。而中國本土企業從1977面才開始真正起步，帶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帶著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帶著濃濃的農業文化痕跡：我們踉踉蹌蹌、步履蹣跚地走向國際經濟大潮。 進入21世紀，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進入“轉型升級期”。在轉型升級過程中，企業經受陣痛，逐漸向規范化、國際化模式靠近。西方企業所走過的200年工業化之路，我們從1977年開始，僅僅只走了30余年。 轉型升級動力來自于外界壓力，也來自于自身的先天不足?！爸袊髽I轉型升級陣痛現象”-中西企業“二元化”格局已成為中國市場經濟進程中一個普遍的規律。 中西企業的速度相差200年時間，兩者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上。從一開始，中國本土企業就處在一種巨大的劣勢中“二元化”格局；那就是—— 中國企業與西方企業及國際經濟現階段發展是同步的，但是，中國企業歷史與西方企業及國際經濟歷史的發展是不同步的。中國企業與西方企業及國際經濟存在著一種天然的不協調。 　　于是，大轉型期中企轉型升級中國本土企業便立即陷入了這樣一種險境： 　　一方面，西方企業和國際社會不會因為與我們的“歷史不平衡關系”而采取一種寬厚的標準和規則來對待我們，不會因為我們的發展晚了200年而格外體恤我們。我們必須適應和達成西方社會經過200歷練之后形成的各種標準和要求。我們必須迅速融入國際經濟的大潮中，學會掌握一整套對我們高不可攀的規則和范式； 　　另一方面，由于存在著200年理論差距，我們的基礎十分薄弱，由于國際化融合作用，這200年的理論差距到今天只有100年的實際差距。今天中國大部分本土企業相當于美國企業1905年的管理水平，也就是說，中華土地上幾百萬家處在1905年美國企業管理水平上的本土企業必須與2007年的西方企業展開全面競爭，且所有競爭規則和手段都是后者制定的。在競爭展開之前，我們就已經處于一種敗勢和險境之中。這就是中國本土企業頻頻破產倒閉的主要原因。 　　對于這種敗勢和險境，只有極小一部分中國企業家意識到了，如張瑞敏、柳傳志、任正非、李東生。意識到這種敗勢和險境的中國企業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大潮的競爭，一方面奮力追趕100年的歷史時空差距，力爭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盡快縮短100年的時空差距，但是，這種由先知先覺者領導的企業在中國本土企業中的數量極少,大約只占5-10%，而90-95%的本土企業領導人仍未充分認識到“二元化”的險境，仍處在一種觀念“草根與草莽式”混沌的狀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