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王成榮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處于不同地域的企業受到當地文化的滋養，呈現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和風范。 地域經濟文化發達狀況與企業文化 區域經濟文化發達程度不同，對企業愿景、價值觀、風氣的形成有著直接的影響。從中國來看，區域性經濟文化差距明顯較大。東南沿海地區經濟文化發達，有廣州、上海、深圳、寧波、順德、青島等若干經濟活躍、文化繁榮的中心城市；也有因地理環境、交通條件、經濟政策等方面的影響，經濟文化發展相對較慢的內陸，尤其是西北地區。因此，處于這樣差別較大的不同地區的企業，因市場需求差異、信息來源差異、競爭性差異以及員工素質差異等，就使企業的文化理念及風格出現差異性。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的企業，其文化導向和風格更加市場化，創新和競爭精神、時效觀念更突出；經濟文化欠發達地區的企業，其文化導向和風格更加凸現艱苦奮斗和無私奉獻精神，更加勤奮和樸實無華。 地域文化底蘊及傳統風格與企業文化 不同的地域文化底蘊與傳統風格給不同地域的企業文化打上鮮明的烙印。比如，北京與上海兩大中心城市目前在企業文化上的差異，明顯地與“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對兩個地區企業長期不同的影響有關。“京派文化”講正義、講政治、講大局，這對企業文化有積極的影響；同時，京派文化中也有講等級，重關系、面子的傳統，也有受八旗子弟遺風影響所形成的重志輕功、重言輕實乃至“天橋把式光說不練”的舊習，因此在北京企業文化中就積淀了不少任人為親、哥們兒義氣、消極保守、不重實際等因子。北京不能創造經久不衰的企業名牌產品，可能與“京派文化”的消極因素有關；北京企業有那么多下崗者，同時又有那么多工作機會吸引著外來務工者，這一反常現象可能也與“京派文化”的消極影響有關。“海派文化”中所蘊涵的創新、冒險、競爭以及精明算計的金融意識和作風，與市場經濟有很強的親和力，與這種大文化相適應的企業文化自然能成為推動企業發展的積極力量。上海這幾年迸發出來的旺盛的經濟活力與海派文化有直接關系。當然，“海派文化”也有劣根性，“海派文化”里異常突出的是功利性和崇洋思維模式。以我為中心，有利于自己的就拿起來用，有損于自我的就斷然拋棄，發展至極端，就是金錢、地位崇拜；不少上海人總認為洋的總是好的，以自信的心態瞧不起外地人，卻以自卑的心態崇尚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這種區域性文化對上海企業文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利他精神和合作精神不易形成。 因此，處于不同地域的企業，要研究本地區文化的特點和風格，積極吸收本地區文化的精華，摒棄糟粕，有效地開發本地區的文化資源，才能使企業文化更有特色和生命力。比如，地處魯南的沂蒙山區，是著名的革命老區，也是齊魯文化的發源地，企業在建設自身文化過程中，就應積極吸收革命老區文化和齊魯文化中誠實、純樸、和諧、仁愛等優良傳統和革命戰爭時期沂蒙人愛國、奉獻的革命傳統。 地域商幫文化與企業文化 中國明清時代，形成十大商幫，雖然多數已經沒落，但其商幫文化仍然對當地企業文化產生著持續性影響，近些年也有不少企業在深入挖掘商幫文化的優秀基因為我所用。 例如，晉商幫學而優則“賈”，義中取利，信譽第一；徽商幫賈而好儒，誠信為本，財自道生；龍游商幫敢為天下先，海納百川，寬以待人；洞庭商幫審時度勢，把握時機，穩中求勝；江右商幫賈德質樸，廣泛從業，小本經營；福建商幫自強不息，愛拼會贏；廣東商幫追求厚利，既和且平；山東商幫直樸單純，重土安命，豪爽誠實；寧波商幫靈活善變，卓爾不群，開拓創新；陜西商幫追逐厚利，生財有道。這些商幫在多年的經營過程中形成的理念、信條、傳統和作風，盡管時過境遷，但作為一種亞文化，延綿不斷，直到今天，在當地的企業中還多少得到某種體現。具有深厚商業文化底蘊的各商幫活動地區的現代企業，也應該繼承本地商幫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古為今用，彰顯特色。 最近應邀到浙江參加2009’浙江企業文化論壇，與魯冠球等浙商接觸，也曾與正泰、方太、雅戈爾、傳化、浪莎、青春寶、吉利、絲綢之路等企業接觸，感覺到他們是在努力傳承著舊商幫文化中的精華的。在明清時代形成的十大商幫中，浙江占有兩席，龍游商幫和寧波商幫，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浙商，傳承了原有商幫開放、創新、爭先的優秀品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良好的發展土壤上，又逐漸形成不怕吃苦、抱團合作、內斂扎實、超越自我的精神，“一有陽光就燦爛，一有雨露就發芽”，新浙商不張揚但表現出極強的進取性和巨大的能量，因此新浙商的企業文化也成為中國最富活力的企業文化。 目前，中國企業正面臨轉型和文化再造，這正是企業結合自身特點，利用本地文化優勢，重塑個性文化的極好時機。 總體來講，利用地域文化必須具有學習與批判精神，既善于挖掘、學習、利用和弘揚，又善于在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對本地區文化棄弊揚利，激濁揚清，同時善于借鑒其他地區和企業的文化精華，從而創造一種既傳統又現代，既有區域個性又有中國以至世界共性，既反映本企業魅力又體現市場經濟共同倫理的優秀企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