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缺陷本身并不是我們的目標。優勢和天賦會為我們指出一條明路，沿著這條路努力前行，缺陷會自然地慢慢消退。而優勢和天賦，正需要我們帶著福爾摩斯的眼睛，帶著自己的預期，去發現和創造。

小說《銀色馬》中有這樣一段情節：

“福爾摩斯接過布袋，走到低洼處，把草席拉到中間，然后伸長脖子伏身席上，雙手托著下巴，仔細查看面前被踐踏的泥土。“哈！這是什么？”福爾摩斯突然喊道。這是一根燒了一半的蠟火柴，這根蠟火柴上面裹著泥，猛然一看，好象是一根小小的木棍。

“不能想象，我怎么會把它忽略了。”警長神情懊惱地說道。

“它埋在泥土里，是不容易發現的，我所以能看到它，是因為我正在有意找它。”

和小說中的其它故事一樣，福爾摩斯發現了警長所沒有發現的東西。在這本把演繹法當作基本科學方法的偵探小說中，作者敏銳地指出，福爾摩斯比偵探高明的地方，并不在于一般的觀察能力，而在于假設和期待。

“我之所以能看到它，是因為我正有意找它”。

正如「心理學是一條河」所講的，在積極心理學的號角下，心理學家開始有意識地把研究視角從消極心理（河流的下游）轉向積極心理（河流的上游）。這種視角的轉變不只意味著研究者更仔細地搜索原先沒有發現的積極人性——這就像警長換了一個更清晰的放大鏡。這種視角的轉變更意味著研究者思維的變化——像福爾摩斯一樣，從被動觀察到主動預期。對于研究者來說，這種思維轉變不僅會發現關于積極人性的新事實，甚至還能創造新的積極人性。大量積極心理的新概念，不就是這個領域最前沿的研究者創造的嗎？

讓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思維的轉變究竟會帶來什么。

心理學家曾經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研究如何幫助兒童從早年的心理創傷中恢復。在疾病醫治模式下，為了弄清早期創傷經歷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他們需要關注那些創傷最嚴重的兒童。他們也確實發現，戰爭、自然災害、虐待、父母的死亡、與父母分離、極度貧困……很多創傷經歷都會對兒童的心理發展產生持久而深刻的影響。 

可是，研究也止步于此了。越是研究深受傷害的兒童，越是強調童年創傷的影響，心理學家就越是無法找到克服這種影響的有效方法。直到七八十年代，心理學家戈麥茲(Norman Garmezy) 等人開始擺脫醫學模式，轉而關注那些經歷了創傷卻適應良好的兒童。一切忽然開始變得容易了。是的，即使經歷了嚴重創傷，仍然有很大比例的兒童在今后的生活中適應良好。他們是怎么做到的？學校、家庭、社會給了他們什么樣的幫助？他們自身有什么樣的心理特點？這些心理特點是可教育的嗎？所有的答案，都指向了解決方案。今天，這個叫「心理彈性」（Resilience）的研究領域，對幫助兒童從創傷經歷恢復的貢獻，遠遠超過了疾病模式下對創傷影響的研究。

這就是思維轉變的力量。心理學家通過思維轉變，不僅發現了現象、找到了問題的解決方案，而且“創造”了新的積極品質——「心理彈性」。

從消極思維到積極思維的轉變不僅影響學科發展，對社會和個人也有同樣的啟發意義。

對社會，媒體對于消極事件的過度關注讓我們錯把消極個案當作普遍的社會現象。當我們把這些負面信息當作唯一的真相廣為傳播的時候，我們成為了消極文化的締造者和犧牲品。如果沒有媒體傳播所產生的示范效應，也許就不會有富士康的十一連跳。如果沒有對彭宇案過度片面的解讀，本該簡單的助人行為也許不會變成談虎色變的重大冒險。

對個人，我們太強調對缺點的矯正，而忽略了對優勢的培養和發揮。我碰到過太多優秀的學生，努力聰明，卻為自己所謂性格的缺陷焦慮不安。他們對自己的不足了如指掌，對自己的優勢和天賦卻一無所知。他們經常思考如何才能克服內向、敏感、軟弱、遲疑……卻渾然不知，正是對這些“缺點”的過度關注妨礙他們走向成功和幸福。他們忘了，克服缺陷本身并不是我們的目標。優勢和天賦會為我們指出一條明路，沿著這條路努力前行，缺陷會自然地慢慢消退。而優勢和天賦，正需要我們帶著福爾摩斯的眼睛，帶著自己的預期，去發現和創造。

是的，你期待什么，就發現什么。如果積極心理學真有什么用，讓我們換個方向思考和期待，就是它最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