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最后一長段分析中，林毅夫先生把產業細分為五類，并點出了政府應該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在我苗實看來，說什么產業發展，需要政府來因勢利導，大有牽強附會之嫌。說白了，林毅夫先生說的政府之因勢利導，恰恰是政府作為公共管理服務主體的本分。也就是說，企業作為納稅人，養活政府，而政府就必須恪盡職守，為企業提供周到的服務。至于產業發展本身，就像董明珠先生所說，我們企業不需要什么產業政策，而是迫切希望政府為企業發展營造好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就心滿意足了。其實，無論是追趕型產業去海外并購或到國外去設立研發中心，技術領先型產業主動出擊，退出型企業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還是彎道超車行業開拓市場，根本上講屬于企業行為，與政府沒有直接關系。當然，間接上政府服務應該到位，屬于政府的分內之事。否則，納稅人憑什么養活政府，來維持公務員的正常生活呢。所以，說什么因勢利導，實在是夸大其詞了。況且，如果政府沒有被有效約束監督的話，這種所謂的因勢利導往往就演變成腐敗問題了。近兩三年，中國的腐敗運動成效顯著，就很能說明問題。高尚全先生曾經說過，現實中各級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錯位仍很普遍。某些政府干預往往是一種行政設租的行為，容易導致尋租和腐敗的泛濫。政府職能越位，主要是指政府干了不該干的事情和管了不該管的事情，直接包攬了本來可以通過市場進行的純粹私人產品的生產供應，以及可以由政府、企業，非政府公共組織共同參與的混合性公共物品的生產。政府職能缺位，主要是指本來應當由政府生產和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政府卻沒有充分盡職盡責，甚至在某些公共領域出現了“真空”。政府職能錯位，是指政府內部發生的職能混亂現象，即你干我的事，我越你的權，互相打亂仗。據不少網友反映，就是不怎么富裕的農村，腐敗現象都層出不窮。譬如，不開群眾會，干部就可以私自與企業勾結，把地給賣了。而且，賣了以后，也不公開賬目，亂花一氣，借助修個基礎設施從中瘋狂套利，接著就買個小車一開，或蓋個二三層樓房，自家先富起來了，群眾連湯都喝不到。還有，享受低保，誰送禮巴結就是誰，誰跟自己親近就是誰，而真正的貧困戶，有的只能靠邊站。說白了，這些農村干部，在幾乎沒有任何約束監督的情況下，都已經是如此，何況上面政府的各級干部呢。當然了，中央能發起并主持反腐敗運動，說明還是清醒的。不過，制度的改進，一定要同步。否則，就如同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會有一茬，沒完沒了，這樣長此以往，群眾受不了啊。古語云，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說到底，還是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構建出一個民主法治的文明政府，真正為人民服好務。所以說，我們當下政府出現的腐敗如此泛濫，就是要達到正常的法治政府，還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而林毅夫先生所謂的因勢利導之政府，就更是一種莫大的奢求了，目前根本就不可能。或許，再過三五十年，極有可能會實現法治政府的理想吧。更進一步講，只要我們的政府遵守憲法，安分守己，做好有限政府，企業和民眾就已經算是燒高香了。

       休謨認為，政治家們已經確定了這樣一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說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從事情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稱，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治有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能夠管理被統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經驗教導人們，必須有輔助性的預防措施。漢密爾頓講，(在考慮聯邦憲法的權力配置時)我們應該假定每個人都是會拆爛污的癟三，他的每一個行為，除了私利，別無目的。防止把某些權力逐漸集中于同一部門的最可靠辦法，就是給予各部門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門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個人的主動。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權力只有通過權力才能控制。杰弗遜指出，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賴，而是以猜疑為基礎建立的。我們用制約性的憲法約束受托于權力的人們，這不是出自信賴，而是來自猜疑。……因此，在權力問題上，不是傾聽對人的信賴，而是需要用憲法之鎖加以約束，以防止其行為不端。哈耶克強調，一種壞的制度會使好人做壞事，而一種好的制度會使壞人也做好事。制度設計關鍵在于假定，從“好人”的假定出發，必定設計出壞制度，導致壞結果；從“壞人”的假定出發，則能設計出好制度，得到好結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道德約束極其蒼白，而實踐中則往往導致專制與暴政。劉軍寧先生撰文分析道，憲政在形式上是一種規則體制、一種制度安排、一種治國手段。憲政并不是人類追求的最高目標，更不是最高的價值，而只是實現和保障最高價值的手段。憲政所要保障的最高價值是人類的自由與尊嚴。相比之下，專制暴政則專門踐踏人類的自由與尊嚴。人類的自由與尊嚴是內核，憲政是保護這個內核的外殼。憲政貌似設計的只是冰冷的規則，其實它攜帶了豐富的價值主張和道德立場。它尊重人的尊嚴、權利和自由。所以，與暴政不同的是，在憲政之下的憲法與法律，保護人的自由與尊嚴，保障人的生命權、財產權、追求幸福權、參政權、平等權等一系列基本權利與自由，任何政府機構與個人不得侵犯。而對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的保障，既維護了公民的尊嚴，又有效地限制了政府的權力。因為，捍衛自由與限制權力是一體的兩面。憲政是國家管理社會的一種政治體制，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為人性有效的一種政治體制。憲政就是把統治者關進籠子里，并加以馴化，把他們從統治者馴化為執政者，完全并永久剝奪他們手中作惡、專橫的權力。一句話，憲政就是限政，就是馴服統治者，就是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的最大化，政府權力的最小化。

       林毅夫先生在《中國到2020年前后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一文中講，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看，根據產業發展與國際前沿的差距，我國各地政府可將本地的產業分成五種類型。對不同類型的產業，政府因勢利導的作用也不相同。

追趕型產業。2014年，我國人均GDP為7500多美元，美國為54000多美元，德國為47000多美元，日本為36000多美元，韓國為 28000多美元。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勞動生產率的差距，表明我國產業的技術和附加值水平比發達國家同類產業的水平低，處于追趕階段。我國的汽車、高端裝備制造、高端材料產業即屬于這種類型。

對于追趕型產業，各地政府和金融機構可以在資金融通和外匯獲取上支持合適的企業像吉利汽車、三一重工、漢能那樣，到海外并購同類產業中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發達國家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很多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低價求售，出現了許多好的并購機會。如果沒有合適的并購機會，各地政府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本地企業像華為、中興那樣，到海外設立研發中心，直接利用國外的高端人才來推動技術創新。

另外，各地政府也可以篩選我國每年需要從發達國家大量進口的高端制造業產品，到海外招商引資，將這些產品的生產企業吸引到國內來設廠生產。我國現在的GDP規模約占世界的13%。在新常態下，每年7%左右的增長意味著我國每年對世界市場容量擴張的貢獻率達到25%到30%。如果地方政府能夠根據這些高端制造業的需要提供合適的基礎設施、人才培訓、營商和法制環境，國外許多企業就會有積極性到我國設廠生產，既滿足國內需求，又可作為出口基地。在中高端產業的招商引資上，我國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機遇期。

領先型產業。我國有些產業，像白色家電、高鐵、造船等，其產品和技術已經處于國際領先或接近國際最高水平的地位。領先型產業只有依靠自主研發新產品、新技術，才能繼續保持國際領先地位。自主研發包括兩種不同性質的活動：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和新產品、新技術開發所需基礎科研的突破。企業開發的新產品、新技術可以申請專利，這類活動理當由企業自己進行。但是，基礎科研投入大、風險高，屬于社會公共知識，企業沒有從事基礎科研的積極性。美國的大多數產業屬于領先型產業，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所需的基礎研究，絕大多數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高校或是由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等政府支持的科研機構來進行，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也以政府的資金支持這方面的基礎研究。我國也應采取同樣的方式。

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用財政撥款設立科研基金，支持企業與科研院所和高校協作進行基礎科研。政府也可以支持相關行業的企業組成共用技術研發平臺，攻關突破共用技術瓶頸。在企業新產品、新技術開發取得突破后，政府也可以通過采購，幫助企業較快形成規模化生產。領先型產業需要到世界各地建立銷售、加工生產、售后服務等網絡，也需要政府在人才培訓、資金、法律、領事保護等方面給予必要的支持。

轉移型產業。這類產業有兩種類型，一類是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另一類是在我國還有比較優勢但產能有富余的產業。

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是最典型的第一類產業。到2020年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目標，加上人民幣升值，我國普通工人的月工資會上升到1000美元。這類產業在我國失去比較優勢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面對這種挑戰，一部分企業可以升級到品牌、研發、市場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線”兩端；而多數企業只能像上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和80年代以后“亞洲四小龍”的同類企業那樣，利用技術、管理、市場渠道的優勢，轉移到海外工資水平較低的地方去創造“第二春”。

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產業集群所在地的政府可以采取兩種因勢利導的政策：一是提供設計、營銷方面的人才培訓和商品展銷平臺，以及制定優惠政策等，鼓勵一部分有能力的企業向“微笑曲線”兩端攀升；二是協助加工企業抱團出海，向企業提供信息、海外經營人才培訓、資金支持，以及同承接地政府合作設立加工出口工業園區等，幫助企業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和資源優勢來提高競爭力。商務、外交等政府部門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非基金等金融機構應在投資保護、簽證便利和金融上給走出去的企業以必要支持。

第二類轉移型產業包括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等建材行業。這些產業近些年在我國發展很快，機器設備很新，技術相當先進，生產能力是按滿足過去高速增長的投資需要形成的。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這些產業出現了不少富余產能。但是，這些產業的產品在非洲、南亞、中亞、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還嚴重短缺，可以像支持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產業轉移那樣，支持這些產業中的企業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將產能轉移到同我友好、基建投資需求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投資既能使這些企業擺脫困境，也能幫助相關國家發展，是雙贏的選擇。

彎道超車型產業。這類新興產業的特征是人力資本需求高、研發周期短，例如信息、通訊產業的軟件、手機等。在這類產業發展上，我國擁有國內市場巨大、科技人才多、生產加工能力完備、能夠迅速把概念變成產品等優勢，并出現了華為、中興、阿里巴巴、騰訊等成功企業。各地政府可以針對這類企業發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鼓勵風險投資、制定優惠的人才和稅收政策，支持創新型人才創業，利用我國的優勢，推動彎道超車型產業發展。

戰略型產業。這類產業通常資本非常密集，研發周期長，投入巨大，我國尚不具備比較優勢，但其發展關系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大飛機、航天、超級計算機產業即屬于這種類型。戰略型產業有一個特性，即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場，需要政府的保護性補貼才能發展起來。過去，政府的保護性補貼主要是通過各種要素的價格扭曲和直接配置實現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素價格的人為扭曲將被消除，今后應通過財政直接撥款來補貼這類企業。在美歐等發達國家，不論國防安全型戰略產業屬于民營還是國有，都由政府財政直接撥款來支持。對戰略型產業的扶持是國家行為，應由中央財政來承擔。但是，這類產業落戶在哪個地方，就會促進當地配套產業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所以，各地政府可以鼓勵支持配套產業發展，并改善基礎設施、子女教育、生活環境等條件，爭取戰略型產業落戶當地，以實現戰略型產業發展和當地產業轉型升級的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