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是獨立經濟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話，作為高中物理教師或研究院職員，就不會有這么濃烈的家國情懷去思考國家前途和人民福祉，或者至少沒有機會讓家國情懷得以充分施展。畢竟，養家糊口，過好日子，就是第一位的事情，當然也就是最重要。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就是盡量多掙錢，生兒育女，盡好孝道。至于國家和人民的事情，無暇他顧。也就是說，自己的專業知識，是為學校或研究院服務的，一方提供專業知識，一個給予應得收入，市場交易，相當現實。而且，干得好就多掙錢，干得差就少掙錢，就這么簡單。但是，現實中，我是名副其實的獨立經濟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要說真話，應該說真話，力爭說好真話。什么是真話？就是體制內知識分子不愿講不能講不敢講的話，就是為民請命的實話，就是當政者不愛聽的難聽話。這樣的話，就不是為了個人致富，而是為了國家發展得好，人民生活得好，國泰民安，興旺發達。前者，我是家庭的人，盡孝為先；后者，我是國家的人，盡忠為先。常言道，自古忠孝不能兩全。確實，為國效力的人，往往難以顧及家庭。同樣，為家庭日夜操勞的人，幾乎不理會國家大事。從我的具體情況看，到了轉型的關口。也就是說，如果形勢更加嚴峻的話，就要從為國分憂轉型到家事為重。馬寅初先生，有兩句名言，值得后輩們學習。第一句，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難。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第二句，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天底下，有三種知識分子，一種是有良知，一種是無良知，一種是沉默（即介于有良知和無良知之間）。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堅守真善美，批判假惡丑；無良知的知識分子，指鹿為馬，怙惡不悛；沉默的知識分子，端好飯碗，不參與議論國家大事。那么，就整個社會而言，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要給予鮮花掌聲；對于無良知的知識分子，要批判斗爭；對于沉默的知識分子，要抱以理解尊重。事實上，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敢于說真話，還是有代價的，譬如無飯碗或砸飯碗，嚴重的情況，譬如坐牢或家破人亡。所以，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可以真話不全說，甚至去做沉默的知識分子。季羨林老先生曾經說過，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不是沒有道理。而且，還是至理名言，甚為精辟。對此，有人給出了解釋，假話全不說，是一個人的道德品質問題，表現了一個人優良的人格魅力。真話不全說，是一個人做人的技巧問題，表現了一個人的智慧和能力。二者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假話什么時候也不說，真話該說的時候就說，不該說的時候就不說，能做到這樣人就不簡單了。在新浪微博上，我苗實已經被限制發微博了，不難理解，說明說真話有作用，不容易。作為獨立經濟學家，我也只能做到說一部分真話，而相當大的部分不適宜給年輕人講。改革開放，這事情，只是開了一個頭，成績確實有一點，但是離取得決定性勝利，還有相當遠的距離。譬如，改革開放出現停滯，甚至后退，不是不可能。畢竟，計劃市場處在拉鋸狀態，互有來往，勝負未明。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表明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是要把政府配置資源的態勢扭轉談何容易。現在，一方面，看得見的手伸得太長，肯定不會自動縮回去，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克服既得利益；另一方面，看得見的手太軟弱，主要是法治不彰，政府權力不受約束監督，出現嚴重的設租尋租現象，企業和老百姓苦不堪言。而且，看得見的手伸得太長也好，太軟弱也好，都存在扭曲市場，進而增加交易成本的問題。在新政府上臺以后，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正如丁學良先生所言，兩年半來，借由大力反腐敗揭發出來的一片片塌方式案例，特別是普遍的“軟抵抗，不作為”現象，透露出一個無比沉重的信息：對中國龐大的官員體系來說，過去二十多年里他們賣力干活，工作出績效的最主要激勵，實際上來自正式工資和福利之外的那些收入和好處。因為目前的反腐敗并沒有減少他們正式的工資和福利，清掃的只是不屬于這個清白范疇的種種實惠，也就是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那幾塊。這么一來，他們就普遍地消極怠工，上班不做事，出勤不出活了。

       我讀讀寫寫，半輩子，就是剛過去這六年，集中寫了一些自己的東西，說了一些真話。至少可以講，自己的心靈得到了不少慰藉。而且，說出來，聽到的人會更多。馬克思說過，我說出來，就拯救了自己的靈魂。有人說，你苗實敢于說真話，為國家社會貢獻良多。可是，國家社會沒有回報你，甚至連一分錢都沒有。我回答道，自己本來就是為了追求理想，不是為了名利，就算目前暫時沒有回報，不代表未來沒有回報。而且，我寫的東西，雖然當下遭到無視甚至排斥，貌似毫無價值，但是文章既然寫出來，公開發表了，就存在這樣那樣的影響，必有其合理之處，沉淀久了，那種深遠的歷史價值肯定會得以體現，不會永遠被埋沒。可以說，大多數普通人是現在種現在收，周期長一點，也就二十年左右。不過，獨立學者不一樣，他是現在種未來收，短則三五十年，長則百年，都不奇怪。也就是說，普通人做的是短期投資，獨立學者做的是長期投資，前者享受的日子來得很早，后者享受的日子來得很晚。也許，還可以用一個成語表達，大器晚成。有不少人建議，應該試著把你的研究向上面好好反映一下。我說，作為獨立學者，數十年如一日讀書，能夠著書立說，以饗讀者，幸矣。如果國家棄之不用，是國家的問題，不是我個人的問題。漢書云，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什么意思呢？人才是國家的寶器，得到人才國家就穩固，失去人才國家就傾危。在過去，有許多不明就里的人，指責我，甚至辱罵我。說實在話，我為了自鑄國之重器，做到了不畏人言。

 在新浪微博上，前幾天有個人老是在我這胡說八道，我就拉黑了他。而且，我是用微博以來第一次使用拉黑功能。可以說，好言好語，真還以為我軟弱呢。我就是一個守本分的讀書人，自始至終老老實實，身正不怕影子斜。再者，書生不一定正確，但一定有自己的主見，這個必須搞清楚。讀書人，讀書人，就是專門讀讀寫寫，一方面以精神財富供養別人，另一方面又獲得別人物質財富之供養，理所當然。而且，這里的別人前后可以不同，譬如我本人，著書立說，以饗讀者，即讀者獲得了我的精神財富之供養，但是讀者沒有反過來以物質財富供養我，而是自己所在的整個家庭在運用物質財富來供養我。這里，出現了市場交易的錯位，即我把精神產品給了讀者，而讀者沒有付費，無償享用了，與此同時，家庭把物質產品給了我，而我同樣沒有付費，無償享用了。之所以市場交易錯位，出現我與讀者這么一對剝削者，就是因為中國說真話的思想市場遭到政府人為干預了，變得扭曲失常了，無法實現順暢之市場交易了。有人會說，既然是這么一個窘境，你不寫，什么掙錢，干什么，不就完事了，又何苦為難自己，連累家庭。其實，事情沒有這么簡單。我這個人，作為真正的讀書人，位卑未敢忘憂國，有濃重的家國情懷，從小到大四十多年，學習研究各種知識和專業，就是想報效國家，服務人民，實現自己經世濟民的理想抱負。也就是說，盡管我是剝削家庭，同時又被讀者剝削，但是自己以經濟學和國學的專業擅長，在網絡上發表大量文章，敢說真話，為民請命，上面提到的“經世濟民”理想抱負得以實現，這是其中最高的價值了，天下莫不向往。要知道，“經邦濟世，強國富民”是歷代中國有志向和有作為的知識分子的崇高思想境界。而且，經濟學本來就是“經世濟民”之學，充分體現經濟學厚生和惠民的人文主義思想。人人常說之“經世濟民”，就是以探求經濟運行規律為己任的經濟學人不懈追求的目標，它將個人的知識和能力奉獻社會，將個人的成才抱負融入為最廣大人民造福之中，這是社會進步需要的個體素質的完善與人格信念的升華。    

       過去，有馬寅初。作者張昌華有這樣的介紹，馬寅初有句名言：“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了；言人之不能言，那就更難了……我就要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不敢言。”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甚而做的比說的更精彩，直至耄耋之年。馬寅初擅演講。他的講詞不僅語言幽默，而且詞鋒犀利，天馬行空，素不把任何大人物放在眼里。他是中國經濟學社老社長，孔祥熙是一般社員。1938年歲末，學社在重慶召開年會，馬寅初特地邀請孔參加。會上馬寅初當眾質問孔祥熙：“請問部長先生，在法幣已經貶值，物價不斷上漲的時候，財政當局不設法穩定幣值，制止物價上漲，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幣對美元的比價，推波助瀾，造成財政大混亂，使物價更猛烈地上漲，我們學識淺薄，不知是何用意，要請部長指教。”這當頭一棒，打得孔祥熙不知如何作答時，馬寅初又“刺刀見紅”，直指國民黨要員們的貪贓枉法：“聽說這次調整美元比價公布之前，那些洞悉內情的人，都拼命向市場上搶購美鈔、黃金，還通過種種辦法套購外匯，搶購物資，不顧人民死活，一夕之間大發國難財，請問部長先生，這又作何解說？……”這一板斧更砍得孔祥熙呆若木雞。尷尬之際有人建議休息十分鐘，才緩解了僵局。孔氏乘機溜之大吉。蔣介石聞訊十分惱火，怯于馬寅初的社會名望不便“動武”，改為利誘。馬寅初拍案而起：“不就是說了句真心話，寫了幾篇文章嗎？要趕我走？沒門！要以高官厚祿收買我？休想！”后奮筆疾書一則“嚴正聲明”，文末說：“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讓我說話，這辦不到！”另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講，是1940年在重慶對陸軍大學將官班作的“抗戰財政問題”。馬寅初說：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共赴國難，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但是，現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錢，“上等人”既不出錢，也不出力；還有一種“上上等人”，依靠他們的權勢，利用他們掌握的國家機密，從事外匯投機，大發國難財。真是劍指四大家族。會上馬寅初還呼吁撤孔、宋的職，把他們的不義之財拿出來充作抗日經費。這“獅子吼”，震得臺下掌聲雷動，但嚇壞了主持會議者，對馬寅初連聲“謝謝”都不敢說，便把他請上車送回家。1940年11月10日，在黃炎培主持的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星期講座”上，馬寅初登臺劈頭就說：“兄弟今天把兒子女兒都帶來了，我今天的講話，就算給他們的一份遺囑！為了抗戰多少武人在前方流血犧牲，我們文人也不惜死于后方！”這爆炸性的開場白引起場下騷動。馬寅初打罷“蒼蠅”又打“老虎”：“蔣委員長有人說他是‘民族英雄’，我看充其量是一個家族英雄，因為他庇護他的親戚家族，危害國家民族……”1948年金圓券幣制改革之初，馬寅初一針見血指出：“妄圖用高壓政策把物價限制在硬性規定的水平上，這既不是幣制改革的成功，也不是管理物價的辦法。”他調侃蔣介石不懂經濟常識：“因為蔣介石是行伍出身，只懂得立正稍息那一套。他喊一聲立正，他的部下官兵就不敢稍息。打內戰他是內行，但是搞經濟就外行。這個物價就不聽蔣介石的命令，他喊立正，而物價還是要向前跑。”對蔣介石要把黃金收歸國有，原定五萬元一兩，后只付四萬元一兩而引起的“黃金風波”，馬寅初怒指此舉是違背“經濟學法則”的流氓行為。演講時他巧打比方：“我同蔣介石做了一筆生意，買他每包十支裝的哈德門香煙，我同他已經簽訂了‘使用合同’，我已經照價付款了；但他交貨時，每包煙里卻只有九支，這豈不是明明白白地‘敲人竹杠’嗎？”馬寅初的風骨隨處可見，敢作敢當。1955年因《新人口論》遭圍剿時，他悲壯聲明：“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正如郭沫若在1940年說：這個馬寅初，可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的一粒“銅豌豆”。“粉身碎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間！”——1946年馬寅初為重慶大學學生許顯忠題詞。

       現在，有于建嶸。作者章文在《犬儒遍地中的風骨》一文中寫道，最近兩天，于建嶸又被刷屏了。他在網上曝光了單位書記約其談話的手機短信記錄。在短信往來中，說著說著他終于沒能忍住，對那位書記予以痛斥：一個沒有是非觀的領導，一個沒有社會關懷的知識分子，一個沒有學術創造的研究員，有什么資格經常對我指手畫腳？！我告訴你，受夠了。從今以后，收起你那一套。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北京東書房公益服務中心”經民政部門批準成立后，于建嶸捐了20萬。孰料其所在的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書記要于建嶸立即寫情況匯報，于建嶸以自己不是法人只是捐款人為由拒絕。于是兩人之間爆發了一段“短信”吵架。書記潘：于教授，你參加任何機構必須報批！你應該理解。沒批的情況下，是絕對不可的。于建嶸：我只是捐款人，報什么批！書記潘：希望你寫清情況。我們及時匯報。要愛自己。于建嶸：你作為共產黨的基層領導，不分是非，我不寫！書記潘：我只聽黨的話！黨叫干啥就干啥。

………地火運行日久，今日終于噴發。于建嶸在微博上批露說：這幾年，被約談十多次。基本上是莫名其妙的事。比如，5月27日，被約談原因是有部門對我最近在北京大學關于家庭教會的演講很不滿。事實上這演講時間是2008年12月11日。每次約談還象審犯人：要有主談人和陪談人及記錄。明知道事情不符，還要裝模作樣地說：你不要做組織和領導不讓做的事，我們是為你好。此前在我們的聊天中，于建嶸還提及單位禁止他出國一事，正常的學術交流都得不到批準。問是哪個單位下令的，單位領導從來不說明白。這不由讓于建嶸懷疑是單位領導的自作主張。這種懷疑是合理的：單位領導擔心他出國后再捅出什么亂子牽連到自己，于是干脆以上級的名義不批準他出國。類似情形想必不少人遇見過。單位領導受到上面的壓力肯定不是假的，但單位領導自我加碼、將壓力下移也一定不是假的。為了逃避自我良心的譴責，單位領導還會說“我們是為你好”。于建嶸忍無可忍的發飆，不止這一次。幾年前他去江西萬載縣給當地官員講課，呼吁他們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課畢吃飯期間，縣委書記說“為了發展，就得拆”。于建嶸回應說“現代社會就是以保障個人基本權利為基礎，你們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確保個人權利”。縣委書記語帶諷刺地問“如果沒有我們這些縣委書記這樣干，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吃什么？”于建嶸一怒之下推椅而起，離席而去。還有一次情節更激動人心的。也是數年前，于建嶸受邀參加統戰部組織的一個黨外高級知識分子研修班，活動結束當天是學習后的發言，其實也就是政治表態。當著劉延東的面，某海歸經濟學家的發言令于建嶸訝異，大意是：我在美國待過多年，回到中國才知道社會主義民主才是真民主……輪到于建嶸了，他起初不愿發言，副部長主持人堅持讓他“講幾句”。于建嶸只好實話實說：剛才xx的發言實在讓我聽不下去，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這樣違心地講話，坐在臺上的劉延東等領導瞧得起我們嗎？言畢，臺下鴉雀無聲。副部長主持人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收場。好在劉延東及時出來打圓場，以“午飯時間到”為由結束了這場尷尬。更有意思的一幕還在后面：午餐時，于建嶸坐的那張桌子沒有一個人過來，那些高級知識分子都躲著他。孤獨無趣的他“悻悻”地抓起包打道回府了。于建嶸和我講起這一幕時，說他能夠理解那些人的選擇：老弟呀，你是不知道權力給人帶來的誘惑和好處有多大，不是一般人可以抗拒得了的！與他同期的研修班同學隨后大都當上全國政協委員，那位海歸經濟學家后來還當上了央行貨幣委員，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莫道士林盡媚骨，拍案一怒于先生”。這是一位網友對于建嶸的評價，堪為實情。1949年之后的多次運動（1957年反右、1966年的文革、1980年代的反自由化以及隨后的天安門事件），已將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脊梁骨打斷。近年來在加官進爵以及巨額國家課題經費的收買下，知識界更是犬儒遍地了。就我目力所及，學界像于建嶸這樣的硬骨頭少之又少了。這也是近年“民國熱”的一大原因。不少人撰文懷念當時的知識分子是怎樣傲骨以對領袖的。譬如傅斯年，就始終不答應蔣介石拉他入朝為官的美意，并且還在媒體上炮轟蔣介石的（財長）小舅子：“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如今呢，更多見的是拍馬溜須之徒，整日一門心思琢磨上意，比賽著邀功希寵。在網上看到那些“中國夢”的國家課題申請表，腦海中頓時浮現一群狗在搶奪肉骨頭的場景。劣幣驅逐良幣的大環境下，不學無術的投機分子往往會被委以重任。于建嶸單位的書記大概就是這樣的人。此類人沒有別的能力，只能聽黨的話，“黨叫干啥就干啥”。對于這種“平庸的惡”，我很支持于建嶸公示于眾的做法：我們要將一切作惡的或幫助作惡的言行，留給這個時代和未來。要讓他們家人及他們的子孫知道他們在做什么。不要認為有個“組織”這樣的馬甲，就可以免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