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中國經濟背景下，我分別談一下與林毅夫學術相關的幾個關鍵詞。請問，哪幾個關鍵詞呢？第一個，比較優勢；第二個，后發優勢；第三個，因勢利導；第四個，中國奇跡；第五個，中國模式。然后，再給出林毅夫學術的一個綜合評價。

       比較優勢，是林毅夫學術的第一支撐點。我苗實認為，這個支撐點很好，但是也有三點不足。其一，比較優勢只考慮純粹市場經濟的情況，沒有考慮雙軌制經濟的情況。譬如，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多年（包括當下）的現實情況是雙軌制經濟，而不是純粹市場經濟。也就是說，雙軌制經濟的現實，對比較優勢的發揮肯定有抑制作用。一個是，要素市場的管制，扭曲市場；另一個是，龐大國企的存在，對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不利。其二，比較優勢只考慮市場經濟活動的供給端，沒有考慮需求端。譬如，需求不足的情況下，無論是微觀宏觀，還是國內國外，都會影響到比較優勢的發揮。關于這一點，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經有詳細分析，不再贅述。其三，比較優勢只考慮要素的分布，沒有考慮制度要素。譬如，法治不彰的情況下，市場秩序混亂，合同執行難度大，甚至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等等，也會影響到比較優勢的發揮。后發優勢，是林毅夫學術的第二支撐點。就目前中國而言，后發優勢已經利用得差不多了，甚至到了自主創新的階段。你看過去三十多年，消化吸收西方現成的技術，中國這么大體量的一個國家，再參考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例子，可想而知，再去挖掘技術方面的后發優勢，至少可能性在降低，會越來越難。說實在話，制度方面的后發優勢極有可能潛力更大一些，所以，中國在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方面，需要動真心思下苦功夫。陳志武先生認為，從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和問題中，我們更能理解幾年前楊小凱跟林毅夫關于“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的爭論。“后發優勢”指的是后發展的國家可以從先發達國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術，不用重復先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這即為優勢。而楊小凱的“后發劣勢”論指的是，正因為后發展國家可以輕易地模仿，一下就能將經濟快速發展上去，所以，后發展國家會缺乏動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來得太輕松、能以技術替代制度變革，就沒動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長久發展的變革，結果犧牲了長久繁榮的機會，后發便利反成了“劣勢”。幾年前，人們更多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所以，那時不少人認同林毅夫的“后發優勢”論。但是，現在，我們的確正在經歷楊小凱講的“后發劣勢”。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認識到這一點，并在中國盡早完成那些必要的改革，以糾正“后發劣勢”。因勢利導，是林毅夫學術的第三支撐點。在中國，公權力和私權利之間的界定，不是那么嚴格和清晰。譬如，強拆強遷，強征農民土地，甚至一個政府處長足以扳倒一個企業家，也有耳聞。說白了，就是人治壓著法治，法治不彰。在這種情況下，尋租之風盛行，腐敗嚴重泛濫。那么，這種政府，怎么指望它能夠做到因勢利導？所以，根本不敢奢望，只要法治改善，政府安分守己，就是再好不過了。需要強調的是，林毅夫學術指向貌似迷戀過去，說什么政府以往百分之九十正確，雙軌制多么好，等等，有存在即合理之嫌；楊小凱先生和張維迎先生的許多觀點，著重當下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以順利指向未來。

       中國奇跡，我苗實的看法是一貫的，不存在中國奇跡，但是中國有進步是肯定的。而且，這個進步是通過“一條紅線，兩個支柱，兩個戰略和一個手段”來實現的。這里需要強調的是，走得都是尋常路，無所謂出奇。一條紅線，就是兩個根本性轉變，盡管1995年才提出，但是前前后后一直貫穿著。第一個支柱，就是尊重經濟規律，尤其是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原理，包括產權清晰，價格放開，以及宏觀管理。第二個支柱，就是順應民心，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此同時，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激發起來了，即激勵搞對了。兩個戰略，就是漸進戰略和混合戰略。一個手段，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改革，持續擴大開放。說白了，中國剛過去三十多年的進步，是回歸常識讓市場重新站起來的結果，不是出奇制勝的結果。大家都知道，改革開放前，搞計劃經濟，就是典型的出奇，但結果是沒有制勝，至少從經濟方面講是徹底失敗了。陳志武先生指出，客觀地講，中國經濟成就至少包括兩個主因，已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于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這種發展條件或說機遇來自于世界，具體講來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在于讓中國加入了起源于中國之外的世界潮流，讓中國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后發之所以有“優勢”也在于這種“便車”已經存在。在討論過去30年經濟增長的時候，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的縱向發展上，拿今天的中國跟過去比，這樣比較當然看到的是奇跡。但是，如果把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過去150年的發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橫向比較，并考慮到同期間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國際秩序狀況，我們會發現，過去30年的中國奇跡，重要原因是由世界帶來的。如果靠模仿也能給中國帶來奇跡，那恰恰說明西方過去500年發展的科學技術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厲害。那些成熟的工業技術以及全球化給中國等后發國家帶來的增長勢頭是這么強，是這么勢不可擋，以至于在人們還不完全清楚為什么的情況下中國增長的奇跡就已發生了，以至于讓“北京共識”者下結論說經濟發展跟產權制度無關、跟體制改革無關、跟私有還是公有無關、跟民主無關。他們沒有意識到，模仿對于一個處于初期的后發國家來說的確能管用，但如果要靠一國經濟自身持續內生出增長的推動力，僅僅模仿是不夠的。

       關于中國模式，我2010-5-3寫過一篇文章《苗實：中國模式子虛烏有》，現在又看了一遍，覺得基本觀點還不錯，轉錄在這里吧。在討論是否存在中國模式之前，我們首先必須明確什么是模式。所謂模式，就是指一種形式，而且這種形式必須具備以下四個特點，其一，清晰的穩定性；其二，十分成熟；其三，抽象的一般性；其四，成功的事實依據。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形式具備這四個特點，所以存在“西方模式”，也就是我們眾所周知的“市場經濟模式”。對于這種模式，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已經有準確而縝密的分析。有一定經濟學素養的人士，都明白市場經濟模式有三大要素，1，產權清晰；2，價格自由；3，宏觀調控。也可以說，這三大要素是西方發達國家走向成功的“三大法寶”。現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都是千方百計向這個模式靠攏或接近，而且，都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盡管有的國家采取了漸進的方式，有的國家采取了激進的方式。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模式。計劃經濟模式是市場經濟模式的反面，采取的是產權公有.價格管制和行政指令。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路子越走越窄。改革開放后，中國走上了逐步市場化的道路。可以說，通過后三十年的艱苦努力，生產力極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極大提高，國家綜合國力極大增強。當然，這是以中國過去為參照系的。在這些成績面前，不少人提出了所謂的中國模式。我認為，提出中國模式是極為不妥當的。因為中國的經濟形式正處在過渡階段，非常不穩定；因為中國的經濟形式頂多算個初中生，相當不成熟；因為中國的經濟形式既有計劃經濟模式的慣性，又有市場經濟模式的成長性，不具備抽象的一般性；因為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的經濟形式所取得的成績是階段性的小成績，根本達不到成功的事實依據的要求。畢竟，中國的農村人口比重還相當高；畢竟，中國的要素市場還沒有市場化；畢竟，中國的消費比重還相當低；畢竟，中國的人均收入還在中下水平；畢竟，中國的工業化還在中途；畢竟，中國的民營經濟還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畢竟，中國的社會保障水平還相當差；畢竟，中國的經濟形式還在轉型；畢竟，中國的創新能力還比較弱；畢竟，中國的國際市場競爭力還存在相當大的提升空間；畢竟，中國的學習提高的空間還相當大；畢竟，中國的經濟潛力還遠遠沒有被充分挖掘出來；畢竟，中國的經濟自由活力還需要極大激發。所以說，現在不宜提中國模式，而且，現階段中國模式子虛烏有。末了，我特別要強調已故楊小凱先生的一句話，那就是，徹徹底底本本分分做一個好學生，老老實實虔虔誠誠學習西方先進的制度。陳志武先生在2011-08-22接受人物周刊記者訪談時說，我認為，中國在過去30年經濟的快速增長證明了，市場經濟是實現人類解放、增加個人自由、增加個人財富水平的根本出路；如果這個過程出現停滯或者逆運行，整個社會的自由、福利和福祉都會出現倒退，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在我看來，中國的改革經驗恰恰證明，新自由主義主張的經濟、政治模式非但沒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國經驗的支持。臺灣方面曾出過一本我的文集，題目就是——《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中共中央黨校蔡霞教授在2011年09月01日接受財新《中國改革》訪談時稱，應當把“中國模式”的問題放到一個大背景中去看，就是中國社會幾十年來的變化，本質上是東方農業大國怎么走向現代文明。在這個大背景下，世界可以分為兩類國家，先發國家和后發國家。這樣看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其實并沒有超越發展中國家追趕工業文明這個大范疇。有學者概括“中國模式”的特征，就是以政府權力為主導，推動市場經濟。這一步，其實發達國家都走過，我們也正在走。所以，從文明發展規律來講，我們沒有更特別的東西。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國情，就是人口多、規模大、國土幅員廣，底子可能更薄。所以，中國30多年的發展，恰恰是人類文明轉型的規律在發展中的中國的表現。所有社會文明的變遷，都是從經濟的變化開始的，中國的發展沒有超越這個規律，也沒有超越其他發展中國家采用的路徑。因此，沒有什么“中國模式”。“中國模式”的鼓吹者試圖把模式固定下來，這會在客觀上掩蓋我們中國現存的問題和矛盾。因為這些問題和矛盾不是光靠經濟本身所能解決的，它需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而一旦談模式，便是要固化下來，使之變成靜態的東西。中國人要走向現代文明，這是個歷史的進步過程，應該用開放的、發展的、過程的眼光去看待中國的變化。中國要走向現代文明，中華民族要強盛起來，我們是在探索一條發展道路，所以應該講的是“中國道路”。財新《中國改革》隨后補充道，我們不能僅僅以經濟的快速增長來界定“中國模式”。從歷史哲學的高度來看，經濟增長僅僅是發展模式形成的一個基本因素，而正確對待、處理好和分配好增長的社會財富，保持社會的公正、穩定、和諧、文明進步、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才是一種發展模式的根本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必須對“中國模式”這一話題有一個全面的、深刻的解析，并保持高度的清醒，不能文過飾非。要知道，我們自己正處于發展的“中國時刻”，不但要防止被他人“誤讀”，也要防止被自己“誤讀”，喪失改革與發展的價值、動力和方向。
       最后，我苗實把前一陣子寫的《苗實：旁觀林毅夫之學術》放在結尾，供大家參考，盡管眼光淺陋，不一定對。從開始學習研究林毅夫之學術，到現在也有不短的時日了。有一些基本的掌握，但是還很不夠，需要不斷加強深化。記得德國有位青年黑格爾派代表人物叫馬·斯蒂納，他有句名言，偉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我們都跪著，讓我們都站起來吧。經濟學家論壇網友peterpanbj，相當崇拜林毅夫先生，如果誰不信，那就請聽聽他是怎么說的吧。原話是這樣的，他講了一個哲學上的典型例子，黑格爾創造了辯證法，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后世多少人以批評他而成為哲學大家，但誰也抹殺不了黑格爾宗師的地位。他還說，我注冊論壇才一年半，你以前的批評文章，我沒有看過。不過，你已經給出了答案，經濟學界派系林立，這是派系之爭。其實，以我看來，都是犧牲品，就如自然科學界一樣，現在有人要推翻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了，為此鬧了個不亦樂乎。我想最本質的原因，是不在一個量級上。我苗實回應道，此言差矣，迷信權威與挑戰權威就不在一個層次，而且，究竟誰是誰非誰錯誰對，既不可能簡單倉促下結論，又不可能以學術地位作判斷，更不可能以權勢強弱來定高低，還是需要大家發動腦筋，排除成見，積極參與辯論，在包容中相互學習借鑒，然后留足空間時間，讓歷史和實踐來說話。或許，永遠沒有結論，永遠在爭論，永遠在演變。對于林毅夫之學術，我苗實的進一步思考是這樣的。第一個層次，有選擇性，有搖擺性，有投機性。什么選擇性，只看到了經濟增長一片大好，而沒有看到腐敗嚴重泛濫，既得利益坐大，貧富差距懸殊，社會保障低下，生態保護軟化。什么搖擺性，當上一屆政府偏好政府干預時，就論證強調政府干預；當下一屆政府偏好自由市場時，就論證強調自由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