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專門學習讀書，已經快整整三十五年了，而其中真正專門獨立做經濟研究也快整整十五年了。上大學之前，志向未明，大多時候父母和老師說什么，就是什么。即便偶爾有自己的獨立主張，表達也不是特別強烈和堅持，最終被緊張的學校升級節奏給淹沒了。在大學期間，由于自由閱讀的機會多，空間也大，同時效率更高，逐漸獨立意識增強，志向隨之得以確立。那個階段，尤其是先后讀了陸鍵東先生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蔣天樞先生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以及馮衣北先生的《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等書后，第一次知道"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當時僅僅是知道而已，并沒有去深刻體會"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十個字里面所包含的輕重，盡管自己的潛意識中已經有了這個種子在發芽，而距離真正結果尚需時日。當然，我為什么2001年大學畢業后放棄高中物理教師的鐵飯碗，夢想成為經濟學家，就是因為自己想給自己尋求一個自由表達思想的平臺，通過自由思考來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本質上講，這個自由思考至少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個前奏或源頭。經過多年閉門讀書的積累，2009年9月開始在網上發表自己的獨立研究成果。可以說，隨后這三五年，能夠在讀書寫作或經濟研究上花開滿枝，碩果累累，不能不說不得不說得益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干擾或波動，但是貫穿其中的紅線仍然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進一步講，我為什么在2014年退出研究院，第二次放棄正式工作職位呢？就是為了更好實現"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不是為了踐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不會兩次自砸飯碗，從事獨立經濟研究，而恰恰只有獨立經濟研究，在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格局下，才能勉強做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于什么國家研究機構，包括研究所，中心，大學等等，不是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存在，而是真正要實現依然有相當的難度。可能，有人會說我言過其實，危言聳聽，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千萬不要忘記，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一直是政治主帥經濟副帥。而且，已經演變成為一種固守的傳統，難以做出決定性的改變。在人大經濟論壇有許多網友對我非常不理解，甚至產生很深的誤解，天真地判定我為啃老族，群起而攻之，不亦樂乎。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我大學畢業閉門讀書以后，是長期專門搞獨立研究，幾乎沒有參加任何體力勞動，經濟上確實需要家庭的資助，所以我不可能做到問心無愧。當然，這也是他們之所以批評的原因。實話實說，在中國搞獨立研究，至少是被歧視，甚至被排斥，收入來源極為有限，也就可以理解了。再一個，他們認為，發表論文不可或缺，甚至代表一切，而我只是習慣喜歡寫短評，所以老是批評我，而且很用心。殊不知，專著也好，論文也好，短評也好，只是表達思想的工具，誰習慣喜歡哪一個，就采用哪一個，誰的比較優勢在哪里，就在哪里發展，只要思想清晰，邏輯嚴謹，不必拘泥于形式。試想，在廚房里，菜刀，鐵鏟，搟面杖，各有各的用處，一定要把菜刀變成鐵鏟，或者把鐵鏟變成搟面杖，豈不可笑嗎？馬克思說，你們贊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那么，我最看重什么？堅守什么？最可貴的地方是什么？毫無疑問，我最看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堅守的也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此同時最可貴的地方更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寧愿吃盡苦頭，遭受冷嘲熱諷，甚至背上為子不孝的罵名。在一定程度上講，我寧愿沒有高官厚祿，沒有錦衣玉食，沒有大樓美妻，但是不能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一次實話實說，我并不那么反感，甚至怨恨網友們的各種批評。過去這三五年里，與我有過深入交流的網友已經很多很多。正是他們的熱情關注，認真參與，以及諸多批評，在相當大程度上教育了我，改造了我，以及提升了我。如果沒有他們的存在，我充其量就是一個閉門讀書的書呆子，只是在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可是現實中，在他們的大力幫襯下，我已經成長為一位思想活躍的智者，在用兩只眼睛放眼看世界的同時，用一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筆在為天下老百姓的整體利益的盡早實現而吶喊著，奮斗著，追求著。也許，我這樣做，有點盲目自信，甚至過于狂妄，但是我今不為，而望誰為之乎？答案很簡單，做總比不做強，那就做，行動就有力量，為了中國明天更美好，我作為一只蠟燭，要盡情燃燒，哪怕只是一瞬間光亮，在歷史長河中。當然，我努力做獨立經濟學家，有獨有的艱難。而且，如上所述，大多時候不被人理解，甚至誤解很深。但是，我不會氣餒，艱難也罷，誤解也罷，都是時代造成的，都是正常的，暫時的，隨著時代的前進，會逐漸消解，甚至贏得普遍認可。毫不回避地說，我堅信，新的時代一定會到來，這既是國際潮流，又是歷史大勢，更是民心所向，誰也阻攔不了。
        對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先生是首創。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一文中講，海寧王靜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仁咸懷思不能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珉，以昭示于無竟。因以刻石之詞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在《對科學院的答復》中，他作了進一步的闡釋，現轉錄如下。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于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后，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于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于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于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系。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有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么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在我苗實的記憶中，前總理溫家寶老先生極有可能是第一個在公開場合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十個字的國家最高級別領導人了，仔細琢磨，相當難能可貴。根據《武漢日報》的報道，2012年5月19日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看望師生，參觀了國家重點實驗室后，并在該校作了長達50分鐘的即興演講。他說，1960年，我在校期間，很熱愛地質課程，除書本外，還曾鉆研過河流走勢變化和力學原理，還有北方磷礦成因。在工作之后，我還自己研究地質力學。作為科學工作者，思維應該是開放的，而不應是禁錮和封閉的，要只承認規律和真理，不屈服于任何權威。一所學校最重要的，是要倡導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青年學生要有自己獨立的思考，這是最寶貴的。在母校的學習，使我養成了從不迷信權威的習慣，遇事總是要問一個為什么，通過自己，探尋追求真理的腳步。熱愛科學，追求真理，是母校教給我的。現在，許多老師、同學也是這樣的。地球太大、宇宙更大，自然處在變化中，人類和社會存在發展，要不斷地探索，這才是科學精神。今天，我們學校登山隊登上珠峰了，相信地質工作也會登上高峰，母校又給了我克服困難的勇氣。參加地質工作，就要跋山涉水。在祁連山工作，常常是帶一個饅頭，一路上遇到柴火就撿起來，在山上烤饅頭吃；沒有柴火，晚上回住地，吃一碗面條、一個饅頭。參加工作后，生活條件艱苦，惡劣環境下，告誡自己，人要有愿意吃苦、而毫無叫苦的精神。只要努力，不畏艱難，不怕挫折，總會進步。跟大家講這些，我是想說，吃苦可以鍛煉人，不僅磨練一個人的性格，而且能造就一個人的精神。對于任何工作，能擔起來就勇敢的擔起來，不怕任何困難，甘受任何打擊和委屈，把工作做好，不把困難丟給別人。這種精神也是母校給我的。作為一個熱血青年，想得最多的，是要和人民在一起。母校給了這樣的環境和條件，1963年、1964年在湖北、河南進行生產實習和畢業實習，經常到農村參加勞動，吃在老鄉家、住在老鄉家。假期到農村去，和農民生活在一起，吃一樣的飯、睡一樣的炕，利用這樣的機會了解群眾，認識他們的思想、感情，學習他們的品質。一個領導人不懂得農民，不懂得占全國大多數的窮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經濟。一方面推進經濟發展，一方面要努力推進社會公平正義，這是我們的目標。